蛋，准备早上煮面吃。鸡蛋摆在碗柜里，一个个圆滚滚的，像五个小太阳。我夜里饿，胃里像有只手在抓，就起来煎了一个。真香啊，油锅里‘滋啦’一声，蛋黄流出来，金黄金黄的……我吃完了，碗都洗了，以为他不知道。”

    老人停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可他知道了。早上起来看见碗柜里少了个鸡蛋，就疯了。眼睛红得像个兔子，不，像个恶鬼。他说：‘爹，你是不是偷吃我鸡蛋了？’我说是，我饿。他就从厨房拿出菜刀，不是刀刃，是刀背，说刀刃太快，怕把我砍死了……”

    叶葆启和解平生对视一眼。解平生的拳头攥紧了，指甲嵌进掌心。叶葆启感到一阵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是灵魂深处的恶心——为了一颗鸡蛋，把亲爹砍得骨头都露出来？

    “您怎么不跑？不报警？”解平生问。

    老人突然激动起来，那具干瘦的身体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报警？报警我儿子就得进去！判刑！劳改！那我咋办？谁给我养老送终？我死了谁给我摔盆打幡？”

    叶葆启愣住了。这逻辑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的思维。儿子砍我，我不能告他，因为他是我的养老依靠——多么荒诞，多么真实，多么鲜血淋漓的真实。

    “大爷，他都这样对您了，您还指望他养老？”

    “他是我儿子！”老人声音嘶哑，像破风箱在拉，“打断骨头连着筋！他就是再不是东西，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老伴死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儿，他要是进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血还在流。皮带扎得太紧，老人的腿开始发紫。地板上的血摊变大了，暗红色的，表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像劣质的果冻。解平生换纱布的手在发抖。

    “必须送医院！”叶葆启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尖叫，“再流下去，您等不到见报了！”

    “我不去！”老人死死抓住椅子扶手，指关节白得像要戳破皮肤，“你们记者给我写！写大点，登头版！让街坊邻居都看看，我屈星群养了个什么样的畜生！”

    叶葆启看着老人倔强的脸——那张脸上沟壑纵横，每道皱纹里都藏着苦难；又看看那汩汩流血的伤口——那伤口像个永不闭合的嘴，在无声地呐喊。他一咬牙，对解平生说：“你按住他，我去拦车。”

    他冲下楼，夜风像冰水泼在脸上。街上空荡荡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个瘦长的鬼。等了仿佛一个世纪，才来了一辆“面的”——黄色的小面包出租车，车灯昏黄，像惺忪的睡眼。他疯狂挥手，车子停下，司机摇下车窗，是个年轻人，嘴里叼着烟。

    “师傅，帮个忙，楼上有个老人快不行了，送医院！”

    司机把烟吐掉：“上来吧！”

    两人上楼，和解平生一起把老人扶下楼。老人很轻，轻得让人心慌。搬到车上时，他还在喃喃：“我不去医院……我要登报……让所有人都知道……”

    “大爷，先活命。”叶葆启关上车门，掏出十块钱——他口袋里所有的现金，“总医院，快！闯红灯算我的！”

    面的开走了，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两条红色的光痕，像伤口在流血。

    叶葆启回到楼上，看着地上的血。那摊血在灯光下呈现出诡异的层次感——最外围是暗红色，已经半凝固；中间是鲜红色，还在微微颤动；最中心是深褐色，黏稠得像糖浆。他蹲下身，伸手摸了摸，血还是温的，带着人体的余温。

    他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桃花源里派出所，接电话的是老孔所长，叶葆启的老熟人。他把情况说了，孔所长在那头叹气：“又是屈星群……这老爷子，唉。”

    “您认识？”

    “认识。他儿子屈超，去年因为赌博被我们处理过。老爷子来求情，跪在地上磕头，额头都磕破了。起来的时候说：‘同志，你们关他几天教育教育就行，可别判刑啊，他还得给我养老呢。’”

    第二个电话打给妇联权益部门的。接电话的女同志声音很疲惫，听说情况后说：“我们记录一下，但这种事……如果老人自己不追究，我们很难介入。家庭暴力，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挂了电话，叶葆启开始擦地。他打来一盆水，水很清，能看见盆底印着的红双喜字——不知是哪个同事结婚时发的。他把抹布浸湿，拧干，开始擦。血很难擦，黏糊糊的，抹布一过，血不是被擦掉，而是被抹开了，在地上拖出长长的红色痕迹，像谁用蘸血的毛笔胡乱画的符咒。

    他擦了很久，水换了一盆又一盆。第一盆水变成淡红色，第二盆变成粉红色，第三盆还有淡淡的红。到第四盆，水终于清了。但地板上那些缝隙里，血已经渗进去了，擦不掉，留下暗红色的印记，像大地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解平生坐在椅子上，脸色铁青：“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子砍爹，爹还护着儿子。一颗鸡蛋，换十八刀——我刚才数了，伤口正好十八处。”

    “不是孝，是恐惧。”叶葆启说，手里的抹布滴着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