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水，“把儿子当命根子，哪怕这命根子是条毒蛇，也得紧紧攥着，因为一松手，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怎么办？”

    “等。”叶葆启点起一支烟，手抖得差点没点上，“等医院消息，等派出所消息，等命运给这个荒诞的故事一个结局——如果命运还算公正的话。”

    但命运往往不公正。凌晨两点，电话响了。是老孔所长。

    “叶记者，王大爷在医院包扎了，伤口缝了十八针——真是巧了，十八刀，十八针。我们问他儿子在哪，他不说，把头扭到一边，盯着天花板。问他告不告，他说：‘告什么告，我儿子还小，不懂事。’”

    “他儿子四十多了吧？”

    “四十二。”孔所长苦笑，“在老爷子眼里，永远是个‘孩子’。我们想找屈超，但屈大爷不说地址，只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只能慢慢查，挨家挨户问。这种事太多了，叶记者，太多了。老人被打，被骂，被饿着，可一到要追究，就心软了。总说‘家丑不可外扬’，‘孩子还小不懂事’。可那些‘孩子’，有的都当爷爷了！”

    挂了电话，叶葆启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他走到窗边，外面是沉睡的城市。远处有几扇窗还亮着，像夜的眼睛。那些亮灯的窗户里，在发生什么？是不是也有老人在挨打？是不是也有儿子在举刀？是不是也有血，正悄悄渗进地板缝里，成为这个城市永久的秘密？

    解平生说：“写篇稿子吧。不点名，但把事说清楚。让那些沉默的老人知道，有人看见了；让那些举刀的手知道，有人记着了。”

    “好。”叶葆启打开稿纸。稿纸很白，白得刺眼。他拿起笔，笔尖悬在纸上，像一把悬在空中的刀。墨水滴下来，洇开一小团黑色，像一滴浓缩的夜。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一生温和，最生气的时候也不过是把文件摔在桌上，说：“叶葆启，你给我站好！”然后开始讲道理，讲仁义礼智信，讲得唾沫星子横飞，讲到他认错为止。父亲常说：“打孩子的父母，是无能的父母。孩子不是畜生，是人，得用人道。”

    可是，孩子打父母呢？那是什么？是畜生不如吗？还是说，在某个扭曲的逻辑里，这也是一种“孝”——父亲用血肉教会儿子，什么是暴力的权力？

    凌晨四点，稿子终于写完了。他写得很克制，但每个字都像从血里捞出来的。他写那颗鸡蛋——金黄的，流心的，在油锅里“滋啦”一声；写那把菜刀——刀背厚实，砍在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写十八针——针尖穿过皮肉，线在伤口上穿梭，像缝合一个破碎的梦；写老人那句话——“他是我儿子”，写这句话时，他的笔停顿了很久，墨水在纸上晕开，像个模糊的泪痕。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快亮了。东方泛出鱼肚白，那白色渐渐晕染开，变成淡青，淡紫，最后是一抹羞涩的橘红。晨光熹微，像羞怯的少女，轻轻推开夜的门。

    解平生趴在桌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叶葆启没有睡意，他走到窗边，看着苏醒的城市。早点摊出摊了，炸油条的香味飘上来，混着煤烟味、晨露味，还有城市本身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公交车发车了，一辆接一辆，像一串移动的铁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着几十个刚刚醒来的梦。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地面，沙沙的，像大地在低声诉说。

    这就是生活。表面平静如内海的河水，底下却暗流涌动，藏着无数碎冰，每块冰里都冻着一个秘密。有多少个屈星群这样的老人，在沉默中忍受？有多少把菜刀，在家庭的名义下举起又落下？有多少摊血，正在某块地板缝里慢慢变黑，成为这个城市肌体里永不消退的瘀青？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看见了，他记下了。

    骑车回家时，太阳完全出来了。金色的阳光像熔化的金子，泼洒在街道上、屋顶上、行人的脸上。胡同里，老人们已经出来活动了。打太极的，动作缓慢如水中捞月；遛鸟的，鸟笼用蓝布罩着，只听见啁啾声；晒太阳的，靠在墙根，眯着眼，像一尊尊泥塑。看见他，都打招呼：“葆启，下班了？”

    “嗯，下班了。”

    “辛苦辛苦。”

    “不辛苦。”

    其实辛苦，但不是身体的辛苦，是心里的。心里那块石头，搬不走，只能背着。

    回到家，素琴正在熬粥。小米粥，黄澄澄的，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见他脸色不好，问：“怎么了？又遇着难啃的骨头了？”

    叶葆启把屈星群的事说了。他说得很慢，每个细节都说了——那颗鸡蛋，那把菜刀，十八针，老人空洞的眼神，地上那摊温热的血。素琴听着，手里的勺子“哐当”掉锅里，溅起几点滚烫的粥。

    “天啊……”她喃喃道，声音飘忽，“这还算人吗？为一颗鸡蛋……”

    “老人不让报警，说怕儿子坐牢，没人养老。”

    素琴沉默了很久。粥在锅里继续咕嘟着，水汽蒸腾，模糊了她的脸。最后她说：“我在街道办，也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