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烈而糙，烧得喉咙发烫。

    “这一路，”小刘忽然说，“我开车开了四万三千七百公里。轮胎换了两次，保养六回。最险是那段盘山路，右边是悬崖，左边是落石区。我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但一次都没怕过。”

    摄影记者笑了：“我拍了十六卷胶片，数码相机内存卡满了三次。最满意的不是那些大场面，是在宁夏华西村，拍马大爷小孙女写作业——铅笔头秃了，她用牙咬着撕作业本边角当垫板，眼睛亮得像星星。”

    叶葆启没说话。他想起很多画面：沙暴中□□骆驼的剪影，莫高窟佛眼里凝固的悲悯，青海湖边才让撒龙达时扬手的弧度，陕西杏花树下老农唱信天游时脖颈暴起的青筋……这些画面叠在一起，像一摞透明的胶片，共同显影出一个他从未真正了解过的中国。

    “该给这次系列报道起个总标题了。”他说。

    摄影记者提议：“西行漫记？”

    小刘说：“太普通。”

    叶葆启望着夜空——这里星空不如青海浓密，却有颗孤星特别亮，悬在正东方，像在引路。他想起祖父书架上那套《徐霞客游记》，想起古人总把远行叫“壮游”。

    “叫《苍原墨迹》吧。”他说。

    墨是黑的，原野是黄的，但墨落在纸上，记录下的一切，会生出超越黑与黄的颜色。

    回内海是五月末。进城时下着小雨，车窗被雨丝织成模糊的水帘。熟悉的街景在帘后流动，有种不真实的亲切感。报社大楼依旧矗立，但叶葆启觉得，自己和它之间，隔着一整个西部的距离。

    交接工作时，总编辑翻看他们的成果：文稿三十余万字，照片两千余张，还有沿途收集的纪念品——宁夏的贺兰石、甘肃的夜光杯、青海的牦牛骨雕。

    “辛苦了。”总编辑只说这一句，但握手的力道说明更多。

    叶葆启回到自己办公桌。桌上积了薄灰，他用手掌抹开，露出底下压着的全家福。照片里女儿还扎着羊角辫，现在该长高不少了。

    他坐下来，开始写这次西行的最后一篇文章。不是报道，是随笔。标题就叫《归途》：

    “……我们总以为去远方是为寻找新奇，后来明白，是为确认恒常。西部的大地教会我一件事：最快的不是车轮，最亮的不是镜头，最深的不在笔尖。最快的风千年不改方向，最亮的是牧人眼里不灭的火，最深的是黄土下叠压的无数个昨天。

    “而我们这些记录者，不过是偶尔路过的雁，在天空留下转瞬即逝的啼鸣。真正的大地静默如谜，它容纳一切痕迹，又抹平一切痕迹——包括我们自以为深刻的足迹。

    “但还是要写，要拍，要走。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它的徐霞客，在苍原上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墨迹。墨会淡，纸会朽，但书写这个动作本身，已成永恒。”

    写完最后一句，窗外雨停了。一道极淡的虹，从城市天际升起，弯弯地指向西方。

    叶葆启合上笔记本。封皮上沾着一点宁夏的黄土，他轻轻拂去，土屑在夕阳的光柱里飞舞，像微型的、金色的沙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