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辣辣的，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赵磊不知从哪儿摸出个苹果，说是他托老乡从家里带的，又大又红。他非要切成四块，分给我、王超和林晓，刀工笨拙，切得大小不一，却没人在意。

    他举着自己那块，突然站起来，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右手歪歪扭扭地举在耳边，手指还沾着苹果汁：“俺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来这破学校，认识你们这几个破朋友。”他说得认真，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落了星子，闪着光。

    窗外的雪下得正紧，大片大片的雪花扑在玻璃上，很快就积起了一层白，把外面的世界染成了一片纯净。我看着眼前笑闹的三个人，赵磊的苹果汁沾在嘴角，像个调皮的孩子；王超的眼镜上蒙着雾气，却挡不住镜片后温柔的光；林晓的头上落了片雪花，像朵小小的花。突然觉得训练时磨破的脚底板、队列里喊哑的嗓子、课堂上记笔记到发酸的手腕，都成了这刻的底色。就像警服上的蓝与白，少了哪样，都不完整。

    时光像操场边的梧桐树，春去秋来，叶子绿了又黄，周而复始，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刻下了岁月的痕迹。蝉鸣最盛的七月，阳光把地面烤得滚烫，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气息，警校的梧桐树下却落满了金黄的叶子，像是提前迎来了秋天，带着种离别的伤感。

    我们要毕业了。

    我在宿舍收拾行李，铁架床被晃得“咯吱”响，像是在抗议这突如其来的分别。床板上有个歪歪扭扭的“302”，是林晓刚入学时用钉子划的，那时他还不好意思跟我们说话，总是低着头，像只受惊的小鹿。就趁着大家去训练，偷偷在床板上刻下了宿舍号，一笔一划，格外认真，像是在宣告某种归属。现在那划痕里积了些灰尘，用手指一抹，就能看见清晰的印记，像刻在我们心里的故事。

    “还留着这破板子？”林晓从外面进来，把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扔过来，包带磨得有些发白，边缘还缝了几针，是他自己补的。我接住时，听见里面传来“哐当”的轻响，打开一看，是他常穿的那件印着“劳动最光荣”的搪瓷缸，缸口磕了个小豁口，是上次篮球赛时被球砸的，他一直没舍得扔。“俺爹来信了，”他往我床上一坐，床板又“呻吟”了一声，“说县公安局给俺留了位置，等俺回去报到呢。”他说着，眼睛里带着点期待，又有点不舍。

    王超正蹲在地上打包书本，牛皮纸被他折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用麻绳捆成一摞，整整齐齐地靠墙放着。《犯罪心理学》的扉页从书堆里露出来，上面有刘老师去年写的“法理之外，还有人情”，钢笔字透着温润的墨香，被他用透明胶带小心地粘过，边角却还是微微卷起，像是被无数次抚摸过。他一边打包，一边嘴里数着：“刑法一本，刑诉一本，案例汇编三本……”像是在和每一本书告别。

    赵磊抱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警服走进来，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头上，给那乌黑的头发镀了层金边。那是他第一次领到的警服，藏蓝色的布料已经有些褪色，袖口磨出了细细的毛边，左胸的警号被洗得发白，却依旧能看清上面的数字——那是他刚穿上警服时，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的宝贝，睡觉时都想穿着。他把警服轻轻放在我的床上，指尖在毛边处摩挲着，像是在与一段时光告别：“俺想回俺们乡派出所，就像王警官那样，守着一条街、一片巷，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离老百姓近点，心里踏实。”

    我摸着那件警服，布料上还留着阳光晒过的温度，粗糙的质感里，藏着我们一起训练的汗水，一起熬夜的灯光，一起欢笑的瞬间。突然想起入学那天，赵建国学长在迎新会上说的话。那天他站在主席台上，穿着笔挺的警服，声音洪亮如钟：“你们记住，警服不是穿给别人看的，是穿给自己心里的。穿上它，就得对得起肩上的星，对得起老百姓盼平安的眼神。”当时不懂，只觉得警服威风，帅气，如今指尖划过粗糙的布料，才品出那话里的分量，沉甸甸的，像责任，像担当。

    我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是刚入学时买的饼干盒，上面印着只卡通小熊，已经有些褪色。现在里面装着这两年攒下的零碎物件：王教官给的弹壳，是去年打靶训练时，他看我总打偏，特意捡了枚没炸的弹壳，在上面刻了个小小的“准”字，说“心准了，枪就准了”；雪地里捡的冰晶，是元旦晚会那天，林晓陪我在操场堆雪人时，从树枝上摘下的，被我小心地冻在冰箱里，后来化成了水，又被我倒进小玻璃瓶，现在瓶壁上还留着水痕，像眼泪，也像星光；模拟案件时的照片，是王超用他那台旧相机拍的，照片上我和赵磊正为“嫌疑人的动机”争得面红耳赤，林晓在旁边举着笔记本笑，阳光落在我们脸上，亮得晃眼；还有赵磊送的苹果核雕刻的小玩意，是他花了三个晚上刻的，说是“平安符”，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302”，边缘还扎手，却被我一直带在身边。

    我把铁盒子盖好，放进背包最底层，像藏起了一段时光。抬头看向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还在往下落，一片接一片，像是在数着离别的日子。远处的训练场上，新生们正在练队列，“一二一”的口号声顺着风飘过来，整齐而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