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

    入秋后的一个傍晚，所里接到报警，说昝岗村的老两口吵架，吵得快动手了，邻居拉都拉不住。我和段旭过去时，院子里围了不少邻居，指指点点的。老太太坐在门槛上哭，手里还攥着块抹布，眼泪把衣襟都打湿了；老头蹲在墙根抽烟，脸拉得老长，像谁欠了他钱。

    “咋回事啊？”段旭蹲在老太太旁边，递过去块手帕，是他从所里拿的，带着股肥皂味。

    “他要把牛卖了！”老太太一开口就带着哭腔，声音尖利，“那牛跟了咱五年，春种秋收全靠它，犁地、拉车，比儿子都管用！他说卖就卖，是要逼死我啊！”

    老头“哼”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不卖？儿子在县城娶媳妇，彩礼还差三百块，你拿啥给？总不能让儿子打光棍吧！那可是咱老李家唯一的根！”

    邻居们七嘴八舌劝着，有的说牛重要，没牛没法种地；有的说儿子婚事重要，过了这村没这店。我看着那头老黄牛，拴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正低头啃着草料，尾巴慢悠悠地甩着，像是知道自己要被卖，眼神都蔫蔫的，没精打采。

    “大爷，大娘，”我蹲在老两口中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彩礼的事，咱再想想办法。村里的砖窑厂不是缺人吗？让您儿子去干活，一个月能挣五十块，干半年就够了，还能剩点。牛卖了，春种咋办？租别人的牛，一天也得两块钱，一季下来也不少，不划算。”

    老头抬头看我，眼里有点怀疑：“砖窑厂能要他？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细皮嫩肉的，能干得了那活？”

    “我去跟厂长说，”我拍了拍胸脯，“您儿子年轻，学东西快，让他先从搬砖坯子干起，慢慢学技术，肯定行。再说，有我盯着，他不敢偷懒。”

    老太太止住哭，眼睛红红的：“真的？那牛不用卖了？”

    “不用卖。”我笑了，指了指老黄牛，“您看它多精神，还能帮您干好几年活呢。但您也得让大爷缓口气，儿子娶媳妇是大事，他心里也急，头发都白了不少。”

    后来，我去找了砖窑厂的厂长，把老头家的情况一说，厂长是个实在人，答应让他儿子去当学徒，先跟着师傅学和泥，管吃管住，第一个月给三十，干好了再涨。再去村里走访时，老太太拉着我看她家的牛，老黄牛又精神了，正拉着犁在地里翻土，蹄子踩在泥里，发出“噗嗤噗嗤”的响。老头跟在后面，手里扬着鞭子，却没真打，嘴角带着笑，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段旭打趣我：“明森，你现在越来越像个说和的了，不像警察，倒像个媒婆。”

    “说和好了，不就少了案子吗？”我也笑，捡起块土疙瘩扔到远处，“你看这村里，谁家烟囱不冒烟？谁家锅碗不碰瓢盆？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咱当警察的，不就是让这烟火气旺点，少点呛人的火星子吗？真等烧起来了，再救火就晚了。”

    深秋的一天，我正在整理案卷，刘军突然跑来了，气喘吁吁的，额头上全是汗，手里攥着个布包，包得严严实实的。

    “周警官，俺娘让俺给您送点东西。”他把布包递过来，有点不好意思，“俺娘说，谢谢您上次帮俺，她眼睛不好，缝得慢，您别嫌弃。”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双布鞋，黑面白底，鞋底纳得厚厚的，针脚不算细密，但很结实，能看出缝得很用心。“你娘手艺好，我咋会嫌弃？替我谢谢她。”我把布鞋放在桌上，心里暖烘烘的，像揣了个小火炉。

    “俺娘还说，让俺好好干活，将来也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刘军挠着头，黝黑的脸上露出点红晕，“俺在砖窑厂挣了钱，给俺娘买了新棉袄，蓝色的，她说穿着暖和，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俺还攒了点钱，想买头小猪仔，开春了养着，年底能杀肉吃。”

    看着他黝黑脸上的笑容，牙齿白得晃眼，我突然想起刚来时，他跪在地上哭的样子，瘦小、无助，像棵快被风吹倒的小草。原来，人心真的能暖过来，就像冻僵的土地，春天一到，总会发芽，总会长出新的绿。

    年底评先进时，所里把名额给了我。赵所长在会上说：“明森这一年，没抓多少贼，但昝岗的纠纷少了，笑脸多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咱当警察，不是为了让老百姓怕咱，是为了让老百姓信咱，觉得咱靠得住。”

    我拿着奖状回到宿舍，看着墙上贴的昝岗地图，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记在心里，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大概的样子。桌上放着母亲寄来的棉背心，王指导给的汽水糖纸（我没舍得扔），刘军送的布鞋，还有李婶塞的红薯干，硬邦邦的，嚼起来甜丝丝的。这些东西，比任何奖章都沉，都珍贵。

    窗外又下起了雪，和去年的第一场雪一样，纷纷扬扬的，把屋顶盖得严严实实。我想起父亲的那枚“劳动模范”奖章，他说过，干工作，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脚下的土地，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数。

    在昝岗的第二年，我遇到了更多的事。有村民因为浇地抢水源差点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