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挺直着脖颈，目光紧紧跟随着丈夫的身影，一刻也没有离开。

    “被告人张栓柱，犯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执行……”当法官宣读判决书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时，整个法庭里一片寂静，随即又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李秀兰一直紧绷的肩膀，微微松弛了一些，眼角有泪光闪烁，但那不是绝望的泪水，而是带着一丝欣慰和希望。

    段旭把那份墨迹未干的判决书递到我手里时，我们派出所小院里的那棵老玉兰树，正开得一树繁花，洁白的花瓣在春日暖阳下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算是……有个相对圆满的结果了。”段旭感慨道，“法官在庭上也说了，考虑到他确是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诚恳，主动退赃，而且是受生活所迫，主观恶性不深，依法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从轻。”

    我拿着那份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判决书，再次走向丁庄村。春风拂面，带来泥土解冻和新草生长的清新气息，暖洋洋地照在身上，驱散了漫长冬季积攒在骨头缝里的最后一丝寒意。

    远远地，就看到张栓柱正在自家分到的责任田里，扶着犁杖，吆喝着那头老黄牛翻耕土地，为春播做准备。牛铃发出“叮当叮当”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得很远，像是一首欢快的歌谣。

    看见我沿着田埂走来，他立刻扔下犁杖，小跑着迎了上来，双手下意识地在裤子上反复擦拭着，沾满了新鲜的泥巴。“周警官，您……您怎么来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

    我把判决书递给他：“给你送判决书来了。”

    张栓柱用那双布满老茧、指缝里嵌着泥土的手，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份判决书，像是捧着什么易碎的珍宝，又像是捧着一团灼人的火炭。他的嘴唇嗫嚅着，眼眶迅速泛红，积蓄的泪水在里面打着转，最终还是没有落下。“谢谢……谢谢政府……谢谢周警官……”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这几个重复的、带着颤音的字眼。

    他媳妇李秀兰从田头那个用玉米秸搭的简易窝棚里慢慢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粗陶碗，里面是晾温了的白开水。“周警官，喝口水，走了这么远的路。”她的脸色依然蜡黄，身形消瘦，但眼神里却有了几分劫后余生的清亮和安定，那是一种卸下了沉重心理负担后的松弛。

    我接过碗，一饮而尽，井水的甘洌沁人心脾。“嫂子，药还按时吃着吗？感觉怎么样？”

    “吃着呢，”李秀兰轻轻点头，嘴角努力牵起一个微笑，虽然勉强，却透着真诚，“村医前儿个来看了，说脉象比年前稳当了些，气色也好了点。他说，只要心放宽，药别断，等这茬麦子抽穗的时候，说不定就能下地走走，帮着栓柱薅薅草了。”她说话的声音依旧气弱，但那份求生的意志，明显比以前强了许多。

    张栓柱在一旁搓着手，黝黑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些许窘迫而又释然的神情：“周警官，赵寡妇家那鸡……等秋后卖了粮食，俺一定攒钱，买五只最好的芦花鸡苗，给她送过去。上次的事，真是对不住她。”

    “这事儿你就别放在心上了，”我摆摆手，语气缓和，“赵婶那边，我已经跟她谈过了。她也说了，乡里乡亲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那几只鸡就当是自家没看好，让黄鼠狼祸害了，跟你没关系。”事实上，是我私下里用办案津贴，又添了点自己的工资，以“村里补偿”的名义塞给了赵寡妇，让她彻底翻篇。有些疙瘩，需要用非常规的方式去解开，这样大家才能心无芥蒂地相处。

    正说着，段旭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叮铃咣啷地沿着田埂冲了过来，车后座捆着一个用旧床单打成的大包裹。“明森！栓柱哥！看我把啥给你们带来了！”他利落地停好车，把包裹解下来放在田埂上，打开一看，是几件半新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儿童衣服，还有两本封面已经卷边的连环画——《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

    “所里同志们家里孩子穿小了的，还有大伙儿凑钱买的画书，给娃的。”段旭笑着把连环画递给听到动静跑过来的张小军。孩子起初还有些怯生，躲在母亲身后，但眼睛一看到那色彩鲜艳的画书封面，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怯生生地接过去，随即就蹲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翻看起来，小手指着画上的英雄人物，嘴里发出模糊的惊叹。

    张栓柱媳妇看着儿子专注的侧脸，眼圈又红了，她用力拽了拽丈夫的胳膊，声音带着哽咽：“栓柱，快……快让娃谢谢叔叔，谢谢派出所的叔叔们……”

    张小军头也不抬，眼睛死死盯着画书，含糊地喊了一声：“谢谢叔叔！”

    我看着眼前这片刚刚翻耕过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田地，土壤疏松肥沃，仿佛能听到麦种在湿润的土壤里蓄势待发的声音，能想象到不久之后，这里将长出绿油油的麦苗，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风拂过，远处返青的麦苗荡起层层绿波，一直涌向天边，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这景象，与三个月前刚来时，那片被厚重积雪覆盖、死气沉沉的荒芜之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寒终究过去了，生命的力量再次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