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决定。“你查不赢的。你父亲没赢，你那个朋友没赢，你也不会赢。”

    “可是——”

    “没有可是。”他睁开眼，看着我。那眼神让我脊背发凉——那不是放弃的眼神，而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更决绝、更恐怖的东西。“你知道我躺在医院的这些天，在想什么吗？”

    我没说话。

    “我在算账。”他说，嘴角又扯出那个难看的笑容，“不是算钱，是算时间。我今年五十二岁，按我们金家男人的寿命，最多还能活十年——我爸死的时候五十五，我爷爷死的时候五十七。就算我能活到六十二，这十年，我能做什么？”

    他慢慢撑起身体，靠坐在床头。窗外施工的灯光打在他脸上，让他的皱纹显得更深，像刀刻的。

    “我能继续捡垃圾，一个月挣一千五，给贝贝买最便宜的药，看着她一天天虚弱下去。我能再去卖点什么——血卖不动了，肾没了，肝还能卖一半，但贝贝的病不是换肝能治好的。我能在某个冬天死在街头，像条野狗，然后贝贝被送去福利院，等她也死了，我们金家就绝户了。”

    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或者。”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转向窗外那栋正在生长的建筑，“我能做点别的。”

    “你想做什么？”我问，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老金没有直接回答。他伸手拿过床头柜上那个输液管编的小兔子，放在手心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突然有了光——但那不是希望的光，而是某种疯狂的光。

    “沈默，你是个好人。”他说，“虽然你自己不承认，但你是。你会为了一个死去的朋友冒险，会为了一个捡垃圾的垫医药费，会为了查清二十年前的旧事把自己卷进来。你是个好人。”

    他苦笑了一下:“但在这座城市，好人活不长。你朋友死了，你父亲死了，那些在‘凤凰计划’里死了的人，可能也都是好人。好人死光了，剩下的人就能过得更好吗？不，他们会找下一批好人，继续吃，继续啃，直到所有人都变成和他们一样的畜生。”

    他喘了口气，监测仪上的心率数字跳到了110。

    “所以我想明白了。”他说，“既然好人活不长，那我就不当好人了。既然他们吃人，那我也……”

    他没说完，但眼神已经说完了。

    “老金，你别做傻事。”我抓住他的手臂，那手臂瘦得只剩骨头，“贝贝还需要你，她只有你了。”

    “就是因为贝贝只有我了。”他看着我，眼神突然变得无比清醒，“沈默，我问你，如果我现在去法院告赵承德，告他二十年前欺诈拆迁，告他害死我父母和我老婆，我能赢吗？”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赢不了。”他替我回答，“我没有证据——就算有，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也过了。就算没过，赵承德有的是钱请最好的律师，有的是关系让案子拖上十年八年。我等得起，贝贝等不起。”

    “那你去闹？去上访？”

    “有用吗？”他反问，“这些年我见得少了？在政府门口跪着的，举着血书的，拉着横幅的，最后哪个不是被拖走，被关进精神病院，被‘临时安置’到某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们的声音传不出去，就像石头扔进海里，连个水花都没有。”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因为他们太容易消失了。一个捡垃圾的，一个下岗工人，一个病孩子的爹——这种人在这座城市有几万个，少一个，多一个，谁在乎？”

    “那你想怎么样？”我问，声音也在发抖。

    老金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头，再次看向窗外那栋建筑。塔吊上的灯在夜色中亮着，像一只巨大的、冷漠的眼睛。

    “沈默。”他忽然说，声音轻得像叹息，“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什么傻事，你帮我照顾好贝贝。”

    我浑身一僵。

    “我存了点钱，不多，三万多，藏在出租屋床板底下的铁盒里。密码是贝贝的生日，970315。”他继续说，语速很慢，像在交代后事，“那些钱你拿去，给她买药，或者……或者如果她真的不行了，给她买件好看的衣服，买双新鞋。她一直想要一双带蝴蝶结的红皮鞋，我在商场橱窗看见过，要两百多。我舍不得。”

    “老金——”

    “你听我说完。”他打断我，“还有，如果我死了，别告诉她真相。就说她爸爸出远门打工了，要很久才能回来。或者……就说他死了，死得很快，没受罪。别让她知道那些脏事。”

    他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凉，手心全是汗，但握得极紧，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答应我，沈默。”他看着我的眼睛，“答应我你会照顾她。”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被生活榨干了最后一滴血的男人。我想说“你别做傻事，我们一起想办法”，但我知道那是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