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就是这样。”她说，“我们也是按章办事。要不你去找街道、社区开证明，证明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来领。或者等法院指定监护人。”

    “那需要多久？”

    “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不好说。”她又低下头看手机，“下一个。”

    我站在柜台前没动。女人等了几秒，见我没走，又抬头，语气有些不耐烦：“先生，我跟你说了，有规定。你不是第一个这种情况，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这里每天处理几十具遗体，要是谁都来说自己是朋友、是亲戚，我们怎么管理？万一领错了，万一以后真亲属找来了，我们负得起责任吗？”

    她说得有理有据，我无法反驳。这就是体制的可怕之处——它不是针对你个人，它只是执行规则。而规则本身是中性的，无情的，像一堵水泥墙，你撞上去，头破血流，墙连晃都不会晃一下。

    “那他的骨灰现在在哪？”我问。

    “在无主骨灰暂存处。”女人敲了几下键盘，“编号B-347。如果七天内无人认领，就按无主骨灰处理。”

    “怎么处理？”

    “统一安置。”她说得轻描淡写，“我们有专门的地方。”

    “我能看看吗？”我问，“就看看。不领走。”

    女人盯着我看了几秒，可能是在判断我是不是来找茬的，或者是不是记者之类。最后她说：“等着。”

    她起身，推开身后一扇铁门进去了。过了大约五分钟，她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的纸条。

    “去后面那栋楼，地下一层，找王师傅。给他看这个条子。”她把纸条从窗口递出来，“只能看，不能碰。看完赶紧走。”

    我接过纸条。上面打印着：“准予探视。遗体/骨灰编号：B-347。有效期：今日。经办人：李。”

    后面那栋楼比业务大厅旧得多，外墙的瓷砖很多都剥落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楼门口没有标识，只有一扇沉重的铁门，漆成墨绿色，已经斑驳。我推开门，里面是一条向下的楼梯，灯光昏暗，空气中那股奇怪的味道更浓了。

    楼梯尽头又是一扇铁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男声：“进来。”

    推开门，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个仓库。一排排的铁架子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架子上密密麻麻摆满了骨灰盒。大部分是廉价的木盒，也有一些陶瓷坛子，少数几个看起来高级点的，用玻璃罩罩着。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几盏日光灯管，发出惨白的光。温度比外面低很多，估计是开了冷气——为了延缓骨灰盒里可能残存的有机质腐败？

    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头坐在门口的小桌旁，正在吃盒饭。他抬起头，嘴里还嚼着饭菜，用筷子指了指我：“什么事？”

    我把纸条递过去。他放下筷子，接过纸条，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B-347……”他站起身，走到墙边，那里贴着一张巨大的平面图，图上用格子划分区域，每个格子都有编号。他用手指在上面找了找，“B区，第三排，第四十七号。等着。”

    他穿过铁架子之间的过道，脚步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我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景象。成千上万个骨灰盒，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像图书馆的书架，只是架上不是书，是人最后的残留物。每个盒子上都贴着一张标签，写着编号、姓名、死亡日期。有些标签已经很旧了，字迹模糊；有些还很新。

    这里很安静。绝对的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而是一种……被抽空了生命感的安静。你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能听见日光灯管的电流声，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可能是火化炉工作的轰鸣，但就是听不到任何属于“活着”的声音。没有谈话，没有哭泣，甚至没有叹息。这里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老头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木盒子。很普通的原木色盒子，大概三十厘米长，二十厘米宽，十五厘米高。没有装饰，没有雕刻，就是六块木板用钉子钉起来，连油漆都没刷。盒盖上贴着一张打印的标签：“B-347。姓名：金卫国。死亡日期：2023年10月27日。火化日期：2023年10月30日。”

    标签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待认领。有效期至2023年11月6日。”

    今天是11月2日。还有四天。

    老头把盒子放在小桌上，继续坐下吃饭。他吃得很香，大口扒饭，夹菜，咀嚼。骨灰盒就在他的手边，离他的饭盒不到二十厘米。他对这景象显然已经完全习惯了。

    “就是这个。”他边吃边说，“看吧。别打开啊，打开的话灰洒了，我们还得打扫。”

    我走到桌前，看着那个盒子。它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个人的一生，所有的记忆、情感、痛苦、欢乐，最后就装进这么一个小盒子里。而且这个盒子还是最便宜的那种，木板很薄，我能看见接缝处粗糙的钉眼。

    “就……这么一个盒子？”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