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儿童福利院藏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巷子有个很美的名字，叫“春风巷”，据说是民国时期一位诗人起的，因为当年巷子两边种满了桃树，春天来时花瓣纷飞如雪。现在桃树早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私自搭建的厨房、卫生间、储物间，像肿瘤一样附着在老房子的外墙上。巷子很窄，勉强能容一辆车通过，两侧的墙壁长满青苔和黑色的霉斑，墙角堆着发臭的垃圾袋，苍蝇嗡嗡地飞舞。

    福利院就在巷子尽头，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四层楼房。外墙原本是米黄色的，现在已经被雨水和油烟染成了斑驳的灰黑色。铁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白底黑字：“阳光儿童福利院”。牌子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民政部定点福利机构，编号：C-073”。

    我停好车，从后备箱拿出那个装着骨灰盒的布袋。盒子在里面晃了一下，发出轻微的碰撞声。我抱紧布袋，像抱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福利院的铁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是个不大的院子，水泥地面开裂严重，裂缝里长出顽强的杂草。院子左边是晾衣区，几十件大大小小的衣服挂在生锈的铁丝上，在午后的微风中轻轻摆动。大部分衣服都很旧，颜色洗得发白，有些还有破洞。右边有一小块活动区，摆着两个褪了色的塑料滑梯和一个秋千，秋千的座椅破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海绵。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院子中央的小板凳上，正在择菜。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浑浊，带着那种长期从事底层工作的人特有的疲惫和麻木。

    “找谁？”

    “我找金贝贝。我是她爸爸的朋友。”

    老太太“哦”了一声，继续低头择菜，嘴里嘟囔着：“三楼，306。刘阿姨在。”

    我穿过院子，走进楼房。一楼的走廊很暗，即使白天也需要开着灯。墙壁刷着绿色的墙裙，上半部分原本应该是白色，现在变成了脏兮兮的灰黄色。墙上贴着一些宣传画：“感恩社会，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健康成长”。画纸已经卷边，有些地方被撕破了。

    空气中有一种复杂的味道：消毒水、饭菜、潮湿的霉味，还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属于很多孩子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混合气味。不是臭味，但也不是香味，是一种中性的、带着轻微酸腐的气息，像放了太久的牛奶。

    楼梯是水泥的，没有贴瓷砖，边缘已经被踩得光滑发亮。我往上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二楼传来孩子们的声音，有哭声，有笑声，有老师的呵斥声。门牌上写着不同的功能：201是教室，202是活动室，203是医务室……

    走到三楼，走廊更安静了。306房间在走廊尽头。门开着一条缝，我敲了敲门。

    “进来。”

    推开门，是一个大约十五平米的房间。摆着四张上下铺的铁床，能住八个孩子。但现在只住了四个，因为有三张床是空的，床上没有被褥。房间很简陋，除了床，就只有两个铁皮柜子，一张旧书桌，还有墙角的几个塑料收纳箱。窗户开着，但采光不好，房间里显得很昏暗。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床边，正在给一个小女孩梳头。女人穿着福利院统一的浅蓝色工作服，胸口别着工牌。小女孩背对着我，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背影——瘦小的肩膀，微微佝偻着，头发枯黄。

    “刘阿姨？”我问。

    女人抬起头：“你是……”

    “我是沈默。金卫国的朋友。我们通过电话。”

    刘阿姨的表情变了，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同情？警惕？还是两者都有？她点点头，放下梳子，对小女孩说：“贝贝，沈叔叔来看你了。”

    金贝贝转过身。

    我上一次见她，还是在老金住院的时候。那时她虽然瘦，但脸上还有点血色，眼睛也还算有神。但现在，短短几天，她像变了个人。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颧骨突出，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蜡黄。嘴唇发紫——这是她心脏病加重的迹象。最让我心头发紧的是她的眼睛，那双曾经清澈的眼睛，现在像蒙上了一层灰，空洞，没有焦点。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怀里紧紧抱着那个破收音机——老金生前捡来的那个，外壳裂了，用透明胶带缠着。

    “贝贝，还记得我吗？”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温和。

    她点了点头，很轻，几乎看不见的动作。

    刘阿姨站起身，示意我到走廊说话。我跟着她出去，她轻轻带上门，但留了一条缝。

    “她知道了。”刘阿姨压低声音说，“那天晚上，新闻里播了……虽然打了马赛克，但她认得出来。而且那之后，她爸爸再也没来看她，她心里明白的。”

    “她……什么反应？”

    “没哭。”刘阿姨摇摇头，声音里带着疲惫，“一点都没哭。就是从那天起，不说话，不吃饭，抱着那个收音机不放。我们哄她，骗她说爸爸去外地打工了，要很久才回来。她也不反驳，就是听着，然后转过头看着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