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初三（1936年2月11日），南京

    年节的气息尚未散尽，孝陵卫附近的奥运队体育训练基地，已在清冷的晨风中恢复了喧嚣。

    春节只放了三天假，对于这些肩负着代表中国首次正式出征奥运重任的年轻人来说，时间比金子还宝贵。

    积雪未融的跑道上，刘长春正一圈接一圈地奔跑，呵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成了霜。

    符保卢在简陋的撑杆跳场地，一遍遍重复着助跑、插杆、起跳的动作，杆子掉了，捡起来再来。

    女运动员李森和几个同伴在场边压腿，活动着冻得有些僵硬的身体。

    每个人的脸上都少了前些日子的菜色和焦虑，多了几分红润和专注。

    兜里揣着刚补发到手的津贴，肚子里有了油水，训练起来都觉得脚下有劲了。

    更重要的是，那些荷枪实弹、沉默而专业的保安们，像钉子一样钉在基地各处，带来了一种久违的、踏实的安全感。

    虽然他们从不与运动员交谈，但那一道道警惕扫视的目光，让人莫名安心。

    上午九点多，几辆黑色的轿车卷着残雪，驶进了训练基地的大门。

    副团长王正廷早已得到消息，带着几个教练和工作人员在操场边等候。

    车门打开，代表团名义上的“团长”、国府参政院院长戴季陶，在一身素色旗袍、外罩狐裘披肩的“机要秘书”廖雅权的搀扶下，慢悠悠地下了车。

    戴季陶今天心情似乎不错，脸上带着惯常的、略显矜持的笑容，朝王正廷点点头：

    “正廷啊，新年好啊。队员们训练都还刻苦吧？”

    “戴院长新年好！队员们热情很高，训练都很努力！”王正廷连忙迎上去，心里却有些打鼓。

    这位戴院长，自从挂了这个“团长”的头衔，除了在申报经费的报告上签字画押，几乎从未来过训练基地。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还带着他那位走到哪儿都引人侧目的“干女儿”。

    “嗯，精神面貌不错。”

    戴季陶背着手，在跑道上踱了几步，目光扫过那些停下训练、好奇张望的运动员，脸上笑容更盛，

    “奥运队的队员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国府，代表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无非是“为国争光”、“扬威柏林”、“不辜负党国培养”之类的套话。

    运动员们静静地听着，表情各异，有的茫然，有的不以为然，更多的则是沉默。

    戴季陶讲了约莫一刻钟，话锋一转，提到了经费问题：

    “……最近呢，国府财政虽然困难，但考虑到诸位是为国出征，意义重大，委员长亲自批示，要优先保障代表团的经费！

    而且，还有上海的爱国商人慷慨解囊，主动赞助！

    这说明什么？说明全国上下，都支持你们，都在看着你们！”

    他越说越起劲，仿佛那笔赞助是他拉来的一般：

    “所以，你们更要刻苦训练，拿出好成绩，回报党国，回报社会各界的殷切期望！不要辜负了这份厚爱……”

    “戴院长！”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打断了戴季陶的慷慨陈词。

    众人循声望去，是短跑组的教练，一个四十多岁、面色黝黑的汉子，姓赵，性子耿直。

    他往前走了两步，不顾王正廷使眼色，大声问道：

    “戴院长，您说国府优先保障经费，那年前拖欠了大家两个月的津贴，伙食也克扣，好些队员饿着肚子训练，这事儿国府知道吗？

    现在有商人赞助了，钱是能发下来了，可这赞助的钱，能不能真的全用到我们训练和比赛上？

    别到时候又被层层盘剥，到了我们手里，毛都不剩几根！”

    这话像一块冰，砸进了看似平静的水面。

    运动员们虽然没说话，但看向戴季陶的眼神，明显带上了质疑和不满。

    年前的窘迫，他们记忆犹新。

    戴季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底闪过一丝阴霾。

    他没想到，在这么多人面前，一个小小的教练竟敢如此顶撞他。

    廖雅权轻轻扶了扶他的胳膊，柔声道：“院长，这位教练也是心急，担心训练受影响。”

    “你懂什么！”

    戴季陶正在气头上，对王正廷发作道，

    “正廷！你是怎么管理队伍的？啊？对上面派来的经费，也敢妄加揣测，怨声载道？这是对党国的不信任！”

    王正廷心里叫苦，只得硬着头皮解释：“戴院长息怒，赵教练他也是心急，怕再出岔子，影响训练……”

    “怕出岔子？”一个年轻运动员忍不住小声嘟囔，

    “之前都快饿死了，也没见您来过问一下。现在有人送钱了，您倒来了。该不会是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