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靠窗坐着，看着窗外掠过的群山。

    苏婉清轻声问：“司令，伤口还疼吗？”

    “不疼了。”陈默说。

    是真的不疼了。

    或者说，心里的那团火，烧得他忘了疼。

    阿紫靠在他身边，小声说：“哥，那些山好高啊。”

    “嗯。”

    “比咱们黄山还高吗？”

    “差不多吧。”

    “等打完比赛，我们能来爬山吗？”

    陈默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

    他想说，等打完这场比赛，还有更多的山要爬。有的山在脚下，有的山在心里。

    但最终，他只是说：“累了就睡会儿，到了柏林，我叫你。”

    阿紫“嗯”了一声，靠在他肩上，闭上眼睛。

    陈默望向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雪，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他知道，这列火车正驶向的，是另一个战场。

    一个没有硝烟，但同样残酷的战场。

    而今天餐车里的血，只是那场战争开始前，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演。

    车轮滚滚，穿行在群山之间。

    这列载着仇恨、伤痛、希望和铁拳的东方快车，正朝着柏林，朝着1936年的夏天，朝着那个注定要被写入历史的奥运会，疾驰而去。

    ……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整，辛普朗东方快车准时驶入柏林安哈特尔车站。

    汽笛长鸣，白烟翻滚。

    站台上挤满了人——各国记者扛着笨重的照相机，德国官员穿着笔挺的制服，迎接人群挥舞着小旗，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将月台隔出一条通道。

    列车缓缓停稳。车门打开。

    率先走下来的，是李惠堂。

    这位二十五岁的足球名将，身高一米八二，肩宽背直，穿着代表团统一的蓝色上装、白色长裤，系着红色领带。

    他右手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左手扶着旗杆，迈步，转身，面向车厢。

    “全体都有——”刘大刚的声音从车厢里传出，“列队！”

    脚步声整齐划一。

    穿蓝色上装、白色长裤的运动员们依次下车，在李惠堂身后列成四路纵队。

    二百七十人，动作迅速，神情肃穆。

    晨光透过车站的玻璃穹顶洒下，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照在蓝色布料上，照在红旗上。

    静默中透着力量。

    记者们疯狂按动快门。

    “咔嚓、咔嚓”，镁光灯闪烁不停。

    德国人窃窃私语，不少人点头——这支东方队伍的精神面貌，超出他们的预期。

    紧接着，5号车厢的门也开了。

    倭国代表团走出来的瞬间，月台上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呼。

    走在最前面的仁丹胡领队，左眼乌青未消，嘴角还贴着胶布。

    他身后，三分之一的人缠着绷带——手臂吊在胸前，脑袋包着纱布，拄着临时用树枝削成的拐杖。

    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痛苦、愤怒，和一种近乎怨毒的眼神。

    与龙国队伍形成鲜明对比。

    不，那已经不是对比，是讽刺。

    一边精神抖擞，一边狼狈如残兵败将。

    记者们更兴奋了，镜头“咔嚓咔嚓”对准倭国代表团，拍下他们相互搀扶的窘态，拍下他们脸上的伤痕，拍下他们看向龙国队伍时那恶狠狠的目光。

    一个戴圆框眼镜的德国记者用德语对同伴说：“看，那支龙国队伍，纪律性真强，简直像军队。再看倭国人——上帝，他们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吗？”

    “听说火车上打了一架。”同伴耸肩，“看来是打输了。”

    “谁会赢？你看龙国人那身板，平均高倭国人一个头。”

    “明天报纸有得写了……”

    议论声不大，但在寂静的月台上格外清晰。

    仁丹胡领队脸色铁青，加快脚步，想带着队伍赶紧离开这个耻辱的现场。

    但记者们围了上来。

    “先生，请问火车上发生了什么？”

    “你们的运动员为什么受伤？”

    “是斗殴吗？和龙国代表团有关吗？”

    问题如雨点般砸来。

    仁丹胡想躲，但镁光灯追着他，话筒堵在他面前。

    他只能硬着头皮，用生硬的德语说：“意外……只是意外。请让开，我们要去奥运村。”

    “意外？”一个英国记者挑眉，“这么多人同时‘意外’受伤？”

    哄笑声响起。仁丹胡额头青筋暴起，推开记者，几乎是逃跑般冲出包围。

    倭国队伍跟在他身后，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