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公历1927年1月21日，南京。

    冬雨从清晨就开始下，淅淅沥沥地敲打着原江苏督军署的黑瓦屋顶。这座始建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建筑，如今挂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白底黑字木牌。雨水顺着飞檐滴落，在青石台阶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林远站在总司令部大门外的廊檐下，看着雨水在庭院里汇成一道道细流。他今天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灰呢军装——这是昨天总务处特意送来的将校服，领章上是少校的两颗三角星。左臂的“青天白日”臂章洗得发白，那是从广州一路戴到南京的旧物，与新军装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

    “林营长，不，现在该叫林副团长了。”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林远转过身，看见杜玉明披着雨衣从偏门走进来。这位黄埔同窗的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既有关切，也有担忧。

    “雨衣脱在外面，”林远指了指门边的衣架，“里面的地板刚打过蜡。”

    杜玉明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还是老样子，注意细节到这种地步。”

    两人并肩走进总司令部主楼。走廊两侧挂着军事地图，从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一条粗大的红色箭头从广州一路蜿蜒北上，直抵南京。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番号：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第七军……还有更多用蓝色小字标注的“暂编师”“独立旅”“保安团”。

    “听说今天要讨论整编的事？”杜玉明压低声音。

    林远点点头。三天前蒋界石的召见很简短，只问了三个问题：黄埔毕业几年了？在军校学的什么？对未来战局有什么看法？他回答时，特意提到了北伐军后勤体系的混乱——嫡系部队弹药充足，杂牌部队经常领不到军饷，士兵饿着肚子打仗。

    当时蒋界石只是嗯了一声，没有表态。没想到今天一早就接到通知，要他参加总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会议。

    “待会儿在会上，说话注意分寸。”杜玉明提醒道，“何应钦总参谋长也在，还有李宗仁、白崇禧那帮人。这些人资历深，看我们黄埔生本来就……”

    “我明白。”林远打断了杜聿明的话。

    他当然明白。在另一个时空的史料里，1927年初的国民革命军，表面上统一在青天白日旗下，实际上派系林立。蒋界石嫡系的第一军装备最好；李宗仁的桂系第七军能打硬仗但桀骜不驯；唐生智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各怀心思；至于那些收编的北洋残部、地方民团，更是数不胜数。

    这种局面，像极了后世的某些管理学案例——快速扩张的公司，必然面临组织架构的混乱。

    会议室在三楼。

    推开厚重的红木门，首先闻到的是雪茄和茶叶混合的味道。长条会议桌两侧已经坐了十几个人，军衔最低的都是少将。林远和杜玉明这两个少校走进去时，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有审视，有好奇，也有毫不掩饰的轻蔑。

    “坐那边。”坐在主位右侧的何应钦抬了抬下巴，指向会议桌最末端的两个空位。

    何应钦今天穿着笔挺的上将军服，领口的青天白日徽章擦得锃亮。他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理论上算林远的老师，但此刻脸上没有任何师生情谊，只有公事公办的冷淡。

    林远依言坐下。他的位置正对着窗户，可以看见庭院里那棵老槐树的枯枝在雨中摇曳。

    “人都到齐了，开始吧。”

    主位上的蒋界石开口了。他没有穿军装，而是一身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这种非军装的打扮，反而让他在满屋将星中显得格外突出。

    会议的前半段是例行汇报。各军汇报进展，后勤部门报告物资储备，情报处分析孙传芳残部和直鲁联军的动向。林远安静地听着，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画着线条——那是他在另一个时空养成的习惯，用虚拟的坐标轴整理信息。

    北伐军目前控制了两湖和江西大部，正兵分三路：东路向沪宁杭推进，中路准备渡江北上，西路监视武汉方向。听起来形势大好，但汇报中的数据暴露了问题：

    第一军平均每兵每月消耗子弹120发，而新收编的暂编第五师只有30发。

    第七军士兵三个月没发饷，已经发生两起哗变未遂事件。

    从长沙运往南昌的粮秣，在路上被各部队截留了三成。

    ……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后勤跟不上。”蒋界石听完汇报，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我军从广州出发时不到十万人，现在号称三十万。人数多了，但战斗力反而下降了。”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

    “总司令说得对。”何应钦接话，“我认为应该压缩编制，把那些战斗力差的杂牌部队裁撤掉，集中资源保证主力。”

    “裁撤？”坐在左侧的李宗仁冷笑一声，“何总参谋长说得轻巧。那些部队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毕竟有几万条枪。你现在裁撤他们，是逼他们重新投靠北洋，还是上山当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