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公历1927年4月6日，南京。

    春天本该来了，可长江边的这座城市还笼罩在一股倒春寒里。清晨的雾气黏腻厚重，像是浸满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屋檐、树梢和每个人的心上。林远站在军需独立团的临时驻地——原金陵制造局的一座废弃仓库二楼，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他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茶叶是普通的炒青，水是南京城里带着土腥味的井水，泡出来的茶汤浑浊发黄。但他需要这股苦涩的味道，来压住喉咙里翻涌的燥热。

    “副团长，这是上周各部队的物资领用清单。”

    参谋王少尉推门进来，将一叠表格放在桌上。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黄埔三期生，算学成绩优异，被林远特意从第一军要过来的。此刻他的脸色有些发白，眼下挂着浓重的黑眼圈。

    林远转过身，没有立即去看那些表格：“又熬夜了？”

    “昨晚对账，发现第七军和第十军的弹药领取数量对不上。”王少尉压低声音，“第七军报上来的是消耗五万发，但仓库出库记录是七万发。第十军刚好相反，报消耗三万，出库记录只有一万八。”

    “中间差的两万发，去哪儿了？”

    “不清楚。”王少尉的声音更低了，“我查了运输记录，负责押运的是总司令部警卫团的第三连。但我去警卫团询问，他们说那批物资根本没有经过他们的手。”

    林远端起凉茶喝了一口。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像一把钝刀子刮过食道。

    这是近半个月来的常态。

    自从军需独立团开始试点推行新的补给制度，各种莫名其妙的“差错”就层出不穷。物资在运输途中丢失，账目对不上，仓库半夜失火，负责统计的军官突然调离……阻力来自方方面面，有明的，更多的是暗的。

    “副团长，还有件事。”王少尉犹豫了一下，“今天早上，何总参谋长派人送来通知，说独立团的经费要削减三成。理由是……前线战事需要优先保障。”

    “知道了。”林远的反应很平静，“你继续对账，注意安全。晚上不要一个人留在办公室。”

    王少尉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郑重地点头：“是。”

    仓库里只剩下林远一个人。

    他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张巨大的北伐形势图。地图上，代表国民革命军的蓝色区域已经覆盖了半个中国，但蓝色内部，又用铅笔细线划分出了无数小块——那是各派系的实际控制区。

    最刺眼的是武汉和南京之间，那条用红笔画出的虚线。

    宁汉分裂。

    这个在历史教科书上只有短短几行的词，如今正在变成现实。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与南京的蒋介石形成对峙。双方都在宣称自己是正统，都在指责对方“背叛革命”。

    而夹在中间的，是成千上万像林远这样的中下层军官。

    楼下传来脚步声，很轻，但林远听得出是谁。他转身时，杜聿明已经推门进来了，身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你怎么来了？”林远问。杜玉明的第三营驻扎在镇江，距离南京有半天的路程。

    “奉调令回来。”杜玉明摘下军帽，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头上，“总司令部要组建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我被调去当参谋处长。明天就出发去杭州。”

    林远倒茶的手顿了顿：“这么急？”

    “前线局势有变。”杜玉明接过茶杯，一饮而尽，“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徐州一带集结，看样子想反扑。总座决定先发制人，东路军主攻方向调整到浙西、皖南。”

    “那你……”

    “我今晚就得走。”杜玉明放下茶杯，看着林远，“但走之前，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南京这边，要出大事了。”

    仓库里安静了几秒。

    窗外的雾更浓了，浓到看不清十米外的围墙。远处传来江轮的汽笛声，沉闷而悠长，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什么大事？”林远问。

    杜玉明走到门口，确认走廊里没有人，然后关上门，还上了锁。他走回来时，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条，递给林远。

    纸条上的字迹很潦草，是用铅笔写的，只有一行：

    “沪上已动，宁将效之，速备。”

    林远盯着这九个字，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当然知道“沪上已动”指的是什么——三天前，也就是4月12日，蒋界石在上海发动了针对共产党和左派势力的清党行动，史称“四一二政变”。工会被解散，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大批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被捕、被杀。

    现在，这把火要烧到南京了。

    “谁给你的消息？”林远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着纸条的手指关节已经发白。

    “不能说。”杜玉明摇头，“但消息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