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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公历1927年4月12日,凌晨四点半,上海闸北。
枪声是从宝山路方向传来的。
第一声很突兀,像除夕夜孩子们恶作剧般扔出的单个炮仗。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然后密集如爆豆,其间夹杂着机枪特有的、撕裂布匹般的扫射声。
林远从旅馆的硬板床上坐起来。
窗外天色还是墨蓝的,远未破晓。这间位于闸北宝通路的小旅馆,是他三天前抵达上海后临时落脚的地方。名义上,他是以东路军后勤处副处长的身份,来上海采购一批医用纱布和消毒药品——这是龙岩那个团的急需物资,何应钦虽然不待见他,但在军需采购上倒也没怎么刁难。
实际上,他另有目的。
三天前在杭州东路军指挥部,他偶然看到一份情报简报:上海总工会下属的工人纠察队,在三次武装起义后控制了闸北、南市等区的部分武装,总人数超过两千七百人,拥有步枪、手枪甚至少量机枪。而蒋界石的嫡系部队正从龙华、南市等地向市区调动。
简报的末尾有一行小字:“总座指示,务必解除工人武装,肃清跨党分子。”
看到这份简报的瞬间,林远就知道历史正在按原轨迹上演。四一二政变,这个在另一个时空的教科书上只有几行字的惨剧,现在正以枪声的方式,宣告它的到来。
他几乎是连夜赶到上海的。
此刻,林远赤脚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宝通路狭窄的街道上还空无一人,但远处的枪声越来越密集,其间开始夹杂着爆炸声和人的惨叫声。空气中飘来硝烟的味道,还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
他快速穿好衣服——不是军装,而是一套普通的深灰色长衫,这是为了在上海活动方便。从枕头下摸出那支勃朗宁M1900手枪,检查弹匣,然后插在后腰的枪套里。
房门被轻轻敲响,三长两短。
“进来。”
门推开,老羊闪身进来。这个前黄河马帮的脚夫如今穿着一身码头苦力的短打,脸上还特意抹了些煤灰,看上去完全是个饱经风霜的劳工。他是两天前带着十几个“赤影队”骨干悄悄潜来上海的——林远以“采购需要人手搬运”为由,从龙岩的部队里抽调了这批最可靠的人。
“团长,打起来了。”老羊压低声音,“宝山路总工会那边,二十六军第一师的一个团包围了工人纠察队队部。他们打着‘调解内讧’的旗号,进去就开火。”
“纠察队呢?”
“措手不及。大部分人在睡觉,枪都被骗走了。有些抵抗的,当场就被……”老羊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林远深吸一口气。虽然早知道会这样,但亲耳听到,胸口还是像被重锤砸了一下。他走到桌边,摊开一张手绘的上海简图——这是昨晚让老羊去买的,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几个关键位置。
总工会所在地宝山路,江浙区委的几个秘密联络点,还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边界。
“咱们的人都在哪儿?”林远问。
“分三处。六个在十六铺码头装成卸货的,八个在闸北青云路开了一家临时杂货铺作掩护,还有四个在法租界霞飞路盯梢。”老羊汇报,“按您的吩咐,都带了家伙,但藏在货物里。”
林远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
他这次来上海,采购药品是真,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救人。
在龙岩时,他通过地下渠道收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当年在黄埔有过一面之缘的某位同志。信里说,上海的中共江浙区委已经收到风声,知道清党在即,但许多负责人因为要组织工人运动、处理善后,暂时无法撤离。信中列出了十个名字,都是区委的核心干部,希望能“设法营救”。
这封信没有落款,但林远认出了信纸角落一个极小的标记——那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秘密暗号。
他不能见死不救。
“走,去宝山路。”林远抓起桌上的帽子。
“团长,那边现在全是兵!”老羊急忙拦住,“咱们这十几个人,过去就是送死啊!”
“不是去硬拼。”林远戴上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是去看看情况。有些事……得亲眼看看。”
宝山路离宝通路不远,步行也就二十分钟。
但越往宝山路走,空气里的硝烟味就越浓。街上开始出现行人——不是正常早起的人,而是衣衫不整、神色慌张的居民,有的提着箱子,有的抱着孩子,都在往相反方向跑。
“杀人了!当兵的杀人了!”一个中年妇女边跑边哭喊。
林远和老羊逆着人流往前走。转过一个街口,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同时停住了脚步。
宝山路中段,原上海总工会的三层楼房,此刻正冒着滚滚黑烟。楼房的门窗全被打烂,墙壁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弹孔。楼前的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十具尸体,有的穿着工人纠察队的蓝色制服,有的只是普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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