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公历1927年5月19日，汉口。

    长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江面宽阔得像海。林远站在江汉关码头的栈桥上，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轮船。英国太古公司的客轮、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货轮、还有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军用运输船，各种旗帜在江风中猎猎作响。

    他抵达汉口已经三天了。

    三天前，在那个福建山区的山洞里，他最终接过了陈更递来的入党申请书。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长篇大论，只是说了一句：“我填。”

    陈更当时笑了，那种黄埔时期常见的、带着点玩世不恭的笑容：“我就知道你会填。罗毅农同志也说了，你要是不同意，他就亲自来劝你。”

    填完申请书，陈更安排他走水路——先到福州，再换船到九江，最后逆流而上到汉口。一路上用了七个不同的身份：药材商人、报社记者、返乡学生、甚至还有一次假扮成传教士。每个身份都有相应的证件和行头，显然是地下组织长期准备的。

    “这些都是用命换来的经验。”陈更送他上船时说，“四一二之后，我们损失了很多人，但也学会了怎么生存。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一个人战斗。”

    此刻站在汉口码头，林远能明显感觉到这座城市与南京、上海的不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杂着亢奋与焦虑的气息——工人们在街上游行，举着“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标语；学生们在街头演讲，痛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报童挥舞着《汉口民国日报》，头版头条是汪精卫谴责蒋介石的讲话。

    这里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大本营。至少在表面上，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

    “先生，要车吗？”

    一个黄包车夫凑过来，四十多岁，脸上有道疤，眼神却很锐利。林远注意到，车夫右手虎口有层厚茧——那是长期握枪的人才有的。

    “去江汉路，老通城饭庄。”林远说出暗号。

    “好嘞，您坐稳。”

    车夫拉起车，跑得又稳又快。汉口的老城区街道狭窄，两旁是密密麻麻的商铺和民居。黄包车在人群中穿梭，经过工会纠察队的岗哨，经过张贴着马列主义标语的文化墙，经过正在排练革命戏剧的街头剧团。

    二十分钟后，车子停在一栋三层楼高的饭庄前。饭庄生意很好，门口挂着“老通城”的金字招牌，里面传出划拳声和谈笑声。

    “先生，到了。”车夫放下车把，压低声音，“进去找账房王先生，说‘榆林来的远房亲戚’。”

    林远点点头，付了车钱，走进饭庄。

    大堂里人声鼎沸，跑堂的端着菜盘在桌子间穿梭。林远径直走向柜台，账房先生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正在拨算盘。

    “王先生？”林远问。

    老头抬起头，从眼镜上方打量他：“您是？”

    “榆林来的远房亲戚。”

    老头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摘下眼镜：“跟我来。”

    他领着林远穿过大堂，从后门出去，进了一条小巷。巷子很窄，两边晾着衣服，地面湿漉漉的。走了约莫五十米，在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前停下。

    老头敲了五下门，三长两短。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老头点点头，眼睛的主人把门完全打开。里面是个小院，院子中间有口水井，井边坐着两个正在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他们进来，继续低头搓衣服，但林远能感觉到她们在用余光观察。

    “进去吧。”老头指了指正屋。

    林远推门进去。屋里光线很暗，窗户都用厚布帘遮着。正对门摆着一张八仙桌，桌边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个林远认识——周宇翔。

    “老师。”林远下意识地立正，想敬礼，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林远同志，坐。”周宇翔站起来，跟他握手。他的手很温暖，握得很有力，“一路辛苦了。”

    另外两个人也站起来。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另一个二十七八岁，方脸，浓眉，眼神坚定。

    “介绍一下，”周宇翔指着戴眼镜的，“这是恽带英同志，你黄埔时的政治教官，还记得吧？”

    “记得。”林远向恽带英点头致意。在黄埔时，恽代英教过他们政治经济学，还私下借给他《共产党宣言》看。

    “这位是李利三同志，现在负责工人运动。”

    李利三和林远握了握手，没说话，只是仔细打量着他。

    四人坐下。周宇翔亲自倒茶，动作不紧不慢，但每个细节都很到位。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但在这个紧张的环境里，能喝上一口热茶，已经是难得的奢侈。

    “陈更同志的报告我们看过了。”周宇翔开门见山，“你在上海、厦门的表现，组织上很认可。冒着生命危险救同志，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容易。”

    林远没说话，等着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