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公历1930年1月1日，夜，陕西固市。

    雪下疯了。

    从腊月二十八开始，这场雪就没停过。不是那种温柔的、飘洒的雪花，是北方的暴雪，颗粒粗粝，被西北风卷着，像沙子一样抽打在脸上生疼。固市镇外那座废弃的骡马大店——现在挂上了“渭北教导团驻地”的木牌——完全被白色吞没了。院墙、屋顶、操练场，全盖着厚厚一层雪。只有营房里透出的几点昏黄灯光，证明这里还有人烟。

    林远蹲在营房中央的火炉旁，用火钳拨弄着炉膛里的木炭。炭火发出噼啪的响声，橘红色的光芒在他脸上跳跃。他身后，三十几个士兵围坐成半圆，都是各营连挑出来的骨干，棉衣上还沾着刚扫雪留下的湿痕。

    “把门关严实点。”林远头也不抬地说。

    靠门的士兵赶紧把破旧的木门又推了推。门缝里还是钻进来冷风，吹得墙上那盏煤油灯的灯苗直晃。

    “今天是元旦，民国十九年的第一天。”林远站起身，拍拍手上的炭灰，“按说该让大家喝点酒，吃点肉，热闹热闹。但咱们没这个条件——粮食要省着吃，酒更是一滴没有。”

    士兵们安静地听着，没人抱怨。教导团到固市已经一年了，条件一直艰苦。比起在渭南时杨虎城提供的补给，这里简直是荒山野岭。但他们还是留下了，因为团长留下了。

    “没酒没肉，咱们就烤烤火，说说话。”林远在炉边的小马扎上坐下，“今天我想跟大家说说，什么叫‘工农兵代表大会’。”

    这个词一出来，好几个老兵互相看了一眼。他们记得，去年在渭南时，团长也提过类似的东西，但没细说。

    “工农兵，三个字。”林远掰着手指，“工，就是工人，在工厂、矿山、码头干活的。农，就是农民，种地的。兵，就是咱们当兵的。代表大会，就是这些人选出来的代表，坐在一起商量大事的地方。”

    一个年轻士兵举手：“团长，那不就是官府吗？”

    “不一样。”林远摇头，“官府是上头任命的，管老百姓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是老百姓自己选的，给老百姓做主的。”

    他顿了顿，看了一圈：“比如说，咱们这教导团，要是搞个‘士兵代表大会’，每个班选一个代表，这些代表坐一起，商量伙食怎么改善，训练怎么安排，谁欺负士兵了要怎么处理——你们觉得怎么样？”

    营房里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

    “那……那长官说话还算数吗？”一个班长犹豫地问。

    “当然算数。”林远说，“但长官不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得听听士兵的意见。打仗的时候，听长官的。平时的时候，可以商量着来。”

    这个说法很新鲜。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长官就是天，说一不二。士兵挨打挨骂是常事，克扣军饷更是家常便饭。教导团虽然好一些，但等级制度依然森严。

    “团长，”另一个老兵开口，“您说的这个……在咱们这儿能搞吗？”

    “暂时不能。”林远很坦诚，“现在是打仗的时候，要集中指挥。但将来有一天，等咱们有了自己的地盘，建立了政权，就可以搞。到那时，工人、农民、士兵，都有说话的权利。”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挂着的一张手绘地图前。地图上，陕西、甘肃、宁夏的轮廓粗粗勾画着，几个地方用红笔圈了出来：照金、南梁、保安、吴起……

    “这些地方，将来都可能建立工农兵政权。”林远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到那时，咱们这些当兵的，就不是为某个长官卖命了，是为老百姓打仗，也是为自己打仗。”

    营房里更安静了。只有炉火噼啪声，和外面呼啸的风雪声。

    士兵们眼睛发亮。他们大多是穷苦出身，当兵是为了吃粮，为了活命。从来没人跟他们说过，当兵还能有更高的追求，还能为自己、为老百姓打仗。

    “团长，”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怯生生地问，“那……那一天什么时候能来？”

    林远转过身，看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年轻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里，1930年正是陕甘边根据地开始建立的年份。但现在，因为他的介入，历史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很快。”他说，“也许就是今年，也许明年。但前提是，咱们要做好准备。要把本事练好，把思想武装好。等那一天真的来了，咱们才能抓住机会。”

    他走回炉边，刚要再说些什么，耳朵突然动了动。

    窗外的风雪声中，夹杂着一点异响——不是风声，是踩雪的声音，很轻，但确实有。

    林远眼神一凛，但脸上表情没变。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说到准备，我前两天搞了个小玩意儿，给大家看看。”

    他走到墙角，从木箱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台简陋的幻灯机——这是他用马车上的透镜和手电筒改装的，平时用来教士兵看地图。

    “把灯吹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