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市镇外的打谷场上，六月初的太阳已经毒得能晒脱皮。

    三十几辆独轮车、板车排成长龙，车上盖着破草席，但草席缝隙里露出的暗红色金属光泽，在阳光下依然晃眼。汗流浃背的汉子们两人一组，喊着号子，把车上的铜锭一块块卸下来，抬进谷场北侧那座新搭的棚子里。

    “第一百二十七块……一百二十八……”

    老羊蹲在棚子门口，左手握着根炭笔，在一块破木板上划着正字。每抬进去五块铜锭，他就添上一笔。右手缺了两根手指的位置已经结了黑痂，但丝毫不影响他记账的专注。

    刘志丹从镇子里快步走出来，草帽檐压得很低。他走到棚子边，看了眼堆成小山的铜锭，又看了看老羊木板上密密麻麻的正字。

    “多少了？”刘志丹问。

    “三百零九块。”老羊头也不抬，“按每块五十斤算，一万五千四百五十斤。宜君矿上能搬的，全在这儿了。”

    刘志丹蹲下身，从草席下抽出一块铜锭。

    沉甸甸的，边缘还带着矿洞里特有的潮湿土腥味。暗红色的表面有些氧化发黑，但用指甲刮一刮，就能露出底下黄澄澄的本色。

    这是子弹的原料。

    是枪能打响的保证。

    是一个月前他们还在窑洞里对着炸膛的步枪发愁时，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林先生呢？”刘志丹把铜锭放回去。

    “在里头。”老羊用炭笔朝棚子深处指了指，“跟那几个西安来的老师傅商量，怎么把这玩意儿变成弹壳。”

    刘志丹点点头，正要往里走，老羊忽然压低声音叫住他。

    “刘兄。”

    “嗯？”

    老羊抬起头，黑红的脸膛上神色有些凝重：“宜君那边的事儿，传出去了。”

    刘志丹脚步一顿。

    “昨天我去镇上买硫磺，听杂货铺的伙计说，耀州城里的保安团这两天在到处打听，问有没有见过穿灰军装、操外地口音的人。”老羊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还说……省里可能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陕北有支队伍，不是土匪，不是散兵，是正儿八经的‘叛军’。”老羊说，“有枪，有炮，还敢炸铜矿。”

    刘志丹沉默了几秒。

    风从打谷场上刮过，卷起干燥的黄土，扑在人脸上像细沙一样疼。

    “该来的总会来。”他最后说，语气很平静，“从咱们在固市立旗那天起，就没指望能永远藏着。”

    他转身走进棚子。

    棚子很深，用木柱和茅草搭成，顶上开了几处天窗，光线从上面落下来，形成几道光柱。光柱里，灰尘在缓慢地飞舞。

    林远站在一张用门板临时拼成的工作台前。

    台上摊着一张巨大的牛皮纸，纸上用炭笔画着复杂的图形——那是子弹弹壳的剖面图，标着尺寸、厚度、锥度。林远手里拿着一截铜管，正对着图纸比划。

    三个老师傅围在他身边。

    最年长的姓陈，五十多岁，在西安兵工厂干了二十年，是造枪的行家。另外两个一个姓吴，一个姓郑，都是他的徒弟。

    “……弹壳最难的不是成型，是底火槽和退壳沟。”陈师傅用手指点着图纸上的几个位置，“咱们用冲压机，一次成型弹壳筒身可以，但底火槽得二次加工。还有，铜料得先退火，太硬了冲压时容易裂。”

    “退火温度呢？”林远问。

    “看铜的纯度。”陈师傅从林远手里接过那截铜管，对着天窗的光看了看，“宜君这铜含杂质不少，我估摸着，得烧到六百度左右，然后慢慢冷却。要是烧过头了，铜就太软，撑不住发射药的压力。”

    林远点点头，在图纸边上记了几笔。

    他的字很特别——横平竖直，结构简单，有些字甚至缺笔少画。陈师傅第一次见他写字时，愣了半天，说这字“怪”，但又“清楚”。后来才知道，这是林远自己“简化”过的写法，说是为了“提高记录效率”。

    “林先生，”刘志丹走过来，“外头的铜锭快卸完了。”

    “好。”林远抬起头，“陈师傅，你们先按这个思路准备。冲压机用水力驱动，我去看过镇子西头那条河，水流够急，搭个水车应该能带动。”

    “成。”陈师傅应道，“不过林先生，有句话我得说前头——咱们这修械所，现在又是造枪又是造子弹，还得偷偷摸摸的。人手不够，材料也不全。真要开足马力干，一个月能出五千发子弹顶天了。”

    “五千发不够。”林远说得很直接，“教导团现在四百多人，一人十发都分不到。”

    “那……”

    “先解决有无问题。”林远放下炭笔，“五千发是少，但总比没有强。有了这五千发，咱们就能去打下一场仗，抢下一批材料，招下一批人手。”

    陈师傅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