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渭北，太阳像烧红的烙铁，死死摁在这片干裂的土地上。

    固市镇外那条原本还能淌着浑水的河沟，如今只剩下龟裂的河床。裂缝深得能插进手掌，裂开的土块边缘卷曲着，像被火烧过的纸。田里的玉米秆子枯黄得跟死人骨头一个颜色，稀稀拉拉地杵在田垄上，穗子瘪得连麻雀都不屑啄。

    旱了整整三个月。

    没下一滴雨。

    镇子东头的老槐树下，十几个老人跪成一排，对着干枯的河床磕头。香烧了一把又一把，烟灰飘在滚烫的空气里，呛得人直咳嗽。供桌上摆着发硬的黑面馍，还有半碗浑浊的井水——这已经是村里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龙王爷开开眼吧……”

    “下雨吧……再不下雨，人都要死绝了……”

    哀嚎声有气无力，混着灼热的风，飘出去不远就散了。

    老羊从镇子里走出来，草帽压得很低，但帽檐下的脸还是被晒得脱了皮。他左手拎着个空麻袋，右手缺指的位置新结了痂，黑红黑红的。

    走到老槐树下，他停住脚步。

    供桌边跪着的老人里，有个是他远房表叔。三个月前表叔家还能一天吃两顿稀的，现在一天一顿都难保证，五岁的小孙子饿得哭都哭不出来，只会张着嘴干喘气。

    “表叔。”老羊蹲下身。

    老人转过头，眼睛浑浊得像蒙了层灰：“羊子啊……队伍上……还有粮不？”

    老羊喉咙动了动，没说话。

    他不敢说。

    教导团四百多号人，仓库里的粮食只够吃五天。这还是从宜君回来后，林远下令每人每天减一顿、稀饭熬得能照见人影才省下来的。

    五天之后怎么办？

    没人知道。

    固市镇西头，原来的关帝庙现在挂了块木牌子，上面是林远亲笔写的字：“渭北教导团团部”。字是简体，笔画硬朗，镇上的老秀才第一次见时直摇头，说这字“没规矩”，但看久了又觉得“有劲”。

    庙里的大殿成了会议室。

    供桌还在，关公像用破布蒙着。桌上摊着一张渭北十几个县的简易地图，上面用炭笔画着圈圈点点。

    林远站在桌前，手指按在地图上一个位置——三原县北，龙背村。

    “这是渭北最大的地主，王百万的庄子。”刘志丹指着地图说，“家里存粮少说有两千石，光谷仓就有三个。早两年我去过，围墙高两丈，有护院二十多个，枪七八条。”

    “王家什么背景？”林远问。

    “王百万的大儿子在西安做官，听说跟杨虎城的财政厅长沾亲。二儿子在县里当保安团长，手底下有百十号人。”刘志丹顿了顿，“王家在渭北放高利贷，利滚利，这几年旱灾，逼死了不下十几户。”

    林远的手指从龙背村往南移，划过地图上一个又一个村庄。

    每一个村庄，都代表着一个或几个地主。

    每一个地主，粮仓里都堆着吃不完的粮食。

    而粮仓外面，是成千上万饿得眼睛发绿的农民。

    “其他地主呢？”林远问。

    “都差不多。”说话的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叫赵振华，原来是三原县小学的教书先生，两个月前投奔教导团，现在是政治处的干事，“渭北十三县，稍大点的地主有四十多家。存粮多的像王百万，有两千石。少的也有几百石。按一石一百五十斤算，这四十多家存粮加起来，少说五万石。”

    “五万石……”林远重复这个数字。

    五万石，就是七百五十万斤粮食。

    够渭北几十万灾民吃三个月。

    够教导团吃十年。

    可现在，这些粮食堆在地主家的谷仓里，发霉，生虫，喂老鼠。

    而外面的人在饿死。

    “林先生，”赵振华推了推眼镜——镜片裂了，用麻线缠着，“咱们是不是……该想想办法？”

    林远没立刻回答。

    他走到庙门口，望着外面白花花的太阳，望着远处龟裂的田野，望着老槐树下那些跪拜的、佝偻的身影。

    旱灾是老天爷的事。

    但饥荒，是人祸。

    “开会。”他转过身，声音很平静，“开军民借粮会。”

    借粮会定在七月十二，地点就在固市镇的打谷场。

    通知是赵振华带人写的，用红纸黑字，贴在渭北十几个县的镇口、村头。内容很简单：

    “渭北教导团奉十七路军杨主任令，驻防地方，保境安民。今岁大旱，民生维艰。兹定于七月十二日于固市镇召开军民借粮会，共商度荒良策。望渭北乡绅父老，以苍生为念，踊跃与会。”

    落款是“渭北教导团团长林远”，盖着那枚绥靖公署发的关防大印。

    红纸贴出去第三天，固市镇就热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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