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廿三。

    南梁大凤川那孔最大的窑洞里，空气冷得像结了冰。窑洞中央用石头垒了个简易火塘，几根半湿的松木在里面冒着呛人的青烟，火苗有气无力地跳动着，勉强驱散着深秋的寒意。

    林远坐在火塘边，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麻纸。纸上用炭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上面一行是“南梁及周边各村存粮统计（十月廿二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每看一行，眉头就锁紧一分。

    “……大凤川村，七十三户，存粮：小米二百一十五斤，土豆八百三十斤，荞麦面九十四斤……”

    “……二将川村，五十八户，存粮：小米一百八十斤，玉米三百二十斤，南瓜四百斤……”

    “……荔园堡村，一百零二户，存粮：小米三百四十斤，黑豆五百斤，干野菜六百斤……”

    总共十七个村子，两千三百多户，一万一千多口人。统计上来的存粮，全部加起来，不到三万斤。按每人每天半斤的最低消耗算，只够吃五天。

    五天。

    林远把纸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火塘里的松木“噼啪”爆了一声，几点火星溅出来，落在他裤腿上，烧出几个小洞，他浑然不觉。

    窑洞里还有几个人。刘志丹蹲在火塘对面，拿着一根树枝，无意识地拨弄着灰烬。赵振华坐在角落里，就着从窑洞口透进来的微光，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是下个月的粮食配给方案，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马青靠在门边，双手抱胸，望着外面阴沉的天色。

    没有人说话。

    只有火塘里松木燃烧的声音，还有远处村子里隐隐传来的、孩子因为饥饿发出的微弱啼哭。

    “不能再这样了。”林远睁开眼睛，声音有些沙哑，“一家一户地算，一顿一顿地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需要制度，需要组织，需要……政权。”

    刘志丹抬起头：“林兄，你是说……”

    “开代表大会。”林远站起身，走到窑洞中央那面钉在土墙上的简陋地图前，“把南梁周边十七个村子，还有分散在子午岭各处的游击队、群众代表，全部召集起来。开一个‘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

    赵振华放下笔，推了推眼镜：“现在？敌人还在外面虎视眈眈，粮食只够吃五天……”

    “正因为敌人虎视眈眈，粮食只够吃五天，才必须现在开。”林远转过身，目光扫过窑洞里每一个人，“群众在看着咱们。他们跟着红军从定边撤到南梁，把最后一点粮食交给了部队，现在饿着肚子等咱们想办法。如果咱们连个正式政府都建不起来，他们凭什么相信咱们能带他们活下去？”

    他走到火塘边，拿起那张皱巴巴的统计表：“靠施舍，救不了人。靠乞讨，养不活军队。咱们必须建立政权，颁布法令，组织生产，分配资源。要让群众明白，他们不是在接受施舍，他们是在建设自己的新社会。”

    马青开口了，这个前马家军教官说话总是很直接：“可群众懂什么叫苏维埃吗？懂什么叫政权吗？他们只知道，家里没粮了，孩子饿得哭。”

    “那就教。”林远说，“开大会，就是最好的课堂。在会上，咱们讲为什么要分地，为什么要建政府，为什么要发行自己的货币。讲明白了，群众就懂了。”

    刘志丹也站了起来：“林兄，你说得对。可这大会……怎么开？在哪儿开？谁来参加？咱们现在连个像样的会场都没有。”

    林远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一个位置：“在这儿开。荔园堡，那里有个打谷场，能容纳上千人。时间定在十一月七号——还有半个月。参加代表：每个村按人口比例选，一百人选一个。游击队每个支队选五个代表。红军每个连选两个代表。总共……大概三百人。”

    “三百人的大会，吃饭怎么办？”赵振华最关心实际问题。

    “各村自带干粮。”林远说，“红军从储备粮里拿出五百斤小米，熬成粥，保证每个代表每天两碗稀粥。另外，让骑兵连出去打猎——子午岭里野物不少，打些野兔、野鸡，给代表们加点荤腥。”

    “安全呢？”马青问，“三百人聚在一起，目标太大。万一敌人得到消息……”

    “所以要加强警戒。”林远说，“以荔园堡为中心，方圆二十里设三道警戒线。骑兵连全天候巡逻，游击队在外围活动，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大会时间压缩到三天，开完就散。”

    他走回火塘边，看着那团微弱的火焰：“这可能是咱们在陕甘边，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开会。开成了，政权就立起来了。开不成……”

    他没说下去。

    但所有人都明白。

    开不成，群众的心就散了。这支在深山苦撑了一年多的红军，可能就真的要散了。

    “干吧。”刘志丹重重吐出一口气，“我去通知各支队。”

    “我去起草会议章程。”赵振华重新拿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