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清晨。

    甘肃永昌，这座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小城，在初冬的寒风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换了主人。

    三天前，红二十六军主力从凉州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永昌。守城的马家军一个营加地方保安队，总共不到八百人，在红军六千人的猛攻下，只撑了半天就溃散了。营长带着几十个亲兵骑马往西逃了，剩下的大部分当了俘虏。

    现在，永昌城东门的城墙上，那面青天白日旗已经被扯下来，扔在城墙根，被早起的百姓踩得满是泥污。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崭新的红旗——红布做的，正中缝着黄色的五角星，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但城墙下的气氛，却不像红旗那么昂扬。

    “凭什么？啊？凭什么？！”

    一个穿着绸缎长袍、戴着瓜皮帽的中年胖子，正跳着脚嚷嚷。他面前站着几个红军战士，为首的是个年轻的指导员，姓赵，才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学生气的稚嫩，但眼神很坚定。

    “凭什么分我的地？那是我祖上三代传下来的！有地契！有官府的红印！”胖子挥舞着一卷发黄的纸，唾沫星子乱飞。

    赵指导员耐着性子解释：“张老爷，我们不是抢你的地。我们是分地，分给没地、少地的穷苦百姓。你家的地，按照政策，超过五十亩的部分要没收，但会给你留足口粮田……”

    “放屁！”张胖子打断他，“什么政策？谁定的政策？你们红军定的？你们算老几？！”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衣衫褴褛的农民，有挑担的小贩，有开店铺的掌柜，都伸着脖子看热闹。眼神里什么都有：好奇、期待、怀疑、恐惧。

    赵指导员的脸涨红了。他来红军三年了，打过仗，做过群众工作，但这么直接的对抗，还是第一次遇到。他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张老爷，永昌现在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就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你一个人有八百亩地，而很多百姓一亩地都没有，这不公平……”

    “公平？”张胖子冷笑，“这世上什么时候公平过？我祖上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凭什么分给那些懒汉？他们穷，是他们没本事！”

    “你！”赵指导员握紧了拳头。

    眼看冲突要升级，突然一个声音插进来：

    “怎么回事？”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林远带着警卫班走过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没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但腰板笔直，眼神锐利。

    “林军长！”赵指导员如释重负，立正敬礼。

    张胖子看见林远，气焰稍微收敛了些——他听说过这个红军长官，打下凉州后不抢不杀，还开城门让百姓自由进出。但嘴上还是不饶人：“长官，你们红军讲不讲道理？讲不讲王法？”

    林远看了看他手里的地契，又看了看周围围观的百姓，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讲道理。”林远说，“也讲王法。不过我们讲的王法，和你们以前讲的王法，不太一样。”

    他走到张胖子面前，看着他：“你叫张万财是吧？永昌最大的地主，有地八百三十亩，城里有铺面五间，城外有油坊一座。家里雇长工十二个，丫鬟六个，还养着五个护院。对不对？”

    张万财一愣。这些信息，红军才进城三天，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你怎么知道……”

    “我们调查过。”林远打断他，“不仅知道你，还知道永昌城里城外，谁家有多少地，谁家几口人，谁家吃了上顿没下顿。”

    他转身，面向围观的百姓：“乡亲们！今天我们红军到永昌，不是来抢东西的，是来给大家分地的！”

    人群一阵骚动。

    “分地”这两个字，像火星掉进干草堆，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眼睛。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眼神里爆发出渴望的光；那些小贩、伙计，也伸长了脖子；连一些穿得还算体面的小地主，都紧张起来。

    “怎么分？”有人大着胆子问。

    “简单。”林远提高声音，“第一，所有土地重新丈量，按人头分。成年每人五亩，未成年减半。第二，地主家的地，超过五十亩的部分，没收充公。但会给地主家留足口粮田，保证他们有地种，有饭吃。第三，分到地的百姓，头三年免租，三年后按收成交一成公粮。”

    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人群炸开了锅。

    “真的假的？”

    “每人五亩？我家七口人，那不是能分三十五亩？”

    “我家现在一亩地都没有啊……”

    “肃静！”林远挥手，“是不是真的，咱们用事实说话。从今天起，永昌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政府主席，由黄火青同志担任！”

    他侧身，让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黄火青是陕北苏区来的老革命，戴眼镜，文质彬彬，但眼神坚毅。他走上前，用带着湖南口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