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清晨。

    嘉峪关的城楼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头蹲伏在戈壁与雪山之间的巨兽。这座始建于明朝的雄关，历经四百年风沙侵蚀，城墙上的青砖已经斑驳，但气势犹在——高十丈，厚三丈，南北延伸的长城如两条手臂，牢牢扼住河西走廊的咽喉。

    林远站在关城南门外三里处的一个土丘上，单筒望远镜的镜片在寒风中蒙上薄霜。他用力擦了擦，重新举到眼前。

    镜筒里，嘉峪关的轮廓清晰起来。关城三层，最下面是夯土，中间包砖，最上面是木质箭楼。城门紧闭，城墙上能看到稀疏的人影在走动——守军不多，大约一个营，五百人左右。

    这是预料之中的。马步芳的主力在张掖、酒泉一线与红军对峙，嘉峪关这个最西端的关口，在他看来已经“安全”了——往西是新疆，是马步芳的盟友金树仁的地盘；往东是他自己的防区。谁会来打这里？

    所以他只留了象征性的守军。

    “天助我也。”林远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王世泰说。

    王世泰裹紧棉袄——二月河西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军长，真要打？咱们刚占酒泉三天，部队还没休整好。马步芳的大军离咱们不到一百五十里，随时可能扑过来。”

    “正因为马步芳随时可能扑过来，才必须打嘉峪关。”林远转身，指向身后的戈壁滩，“你看这片地方，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马步芳两万骑兵冲过来，咱们这点人扛不住。但有了嘉峪关就不一样——”

    他指向雄伟的关城：“这是长城西端第一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占了它，咱们就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马步芳的骑兵再厉害，总不能骑着马飞上城墙吧？”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王世泰还是担心：“可咱们弹药不多了。倪家营一战，炮弹打光了。酒泉缴获的子弹，平均每人不到三十发。强攻嘉峪关，就算打下来，也得伤筋动骨。”

    “不强攻。”林远说，“智取。”

    他招呼马禄过来。这位前马家军旅长，自从在酒泉劝降韩起禄（虽然最后韩起禄顽抗被杀）后，在红军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此刻他穿着一身红军军装——不太合身，但挺精神。

    “马禄同志，嘉峪关守将你熟吗？”

    “熟。”马禄点头，“守将叫马忠，是我远房堂弟。这人……胆子小，贪财，但很听马步芳的话。”

    “如果劝降，有可能吗？”

    马禄想了想：“有可能，但得给他足够的理由。马忠这人，最在乎两件事：一是保命，二是保财。如果咱们能让他觉得，投降既能活命，又能保住家产，他多半会动心。”

    林远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封信，你帮我送进去。”

    马禄接过信看。信封上写着“马忠将军亲启”，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宁甘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长 林远”。信的内容很简单：只要马忠开城投降，保证他和他部下的生命安全；愿意留下的，红军欢迎；不愿意的，发路费回家。马忠的个人财产，红军不动。

    “另外，”林远补充，“告诉他，马步芳的大军离这一百五十里，但红军的炮弹离他的脑袋只有三里——咱们在酒泉缴获了几门炮，虽然旧，但炸开嘉峪关的城门够了。”

    这是虚张声势。酒泉确实缴获了几门老式山炮，但炮弹只有十几发，根本不够轰开嘉峪关这种级别的城门。但马忠不知道。

    马禄懂了：“我这就去。”

    “带几个人？”

    “就带两个，多了反而显得心虚。”

    马禄选了两个原马家军出身的战士，三人骑马向嘉峪关南门走去。

    城墙上，守军很快发现了他们。

    “什么人？站住！再往前开弓了！”

    马禄勒住马，仰头喊：“我是马禄！奉马司令之命，有紧急军情要见马忠将军！”

    守军显然认识马禄——马家军的高级军官就那么些，互相都脸熟。但马禄不是被俘了吗？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

    “马旅长稍等！我去通报！”

    几分钟后，一个军官出现在城头，是马忠本人。他四十多岁，胖，穿着绸缎面的羊皮袄，在城墙上探头往下看。

    “真是禄哥？”马忠的声音带着惊讶，“你……你不是在倪家营……”

    “说来话长。”马禄挥挥手，“开城门，让我进去说。有重要军情！”

    马忠犹豫了。他当然听说马禄被俘的事，也听说马禄可能“投了赤匪”。但现在马禄只带两个人，就算有诈，在关城里也翻不起浪。

    “开城门！”他下令。

    沉重的城门吱呀呀打开一条缝。马禄三人骑马进去。

    嘉峪关关城内部比想象的大。除了军营、仓库，还有商铺、民房，甚至有个小集市——虽然现在大部分商铺关门，街上冷冷清清。

    马忠把马禄请到自己的住处——关城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