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城的四月，本该是柳絮纷飞、黄河开汛的时节。

    但1937年的这个春天，城门紧闭，城头飘着的不是柳絮，是马鸿逵督军府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在晨风里无力地耷拉着。城墙下，红军河西方面军的五万大军已经完成合围，炮口对准了这座宁夏首府最后的核心。

    林远站在东门外三里处新筑的观察台上，望远镜里的银川城像一头蜷缩的困兽。城墙上的守军稀稀拉拉，枪械杂乱，士气肉眼可见地低落——自从黄河铁桥失守，马鸿逵的宁夏军主力已经溃散大半，现在城里剩下的，除了他的嫡系卫队，就是强征来的壮丁和警察。

    “军长，城内地下党传来消息。”机要参谋递上一张纸条，“马鸿逵昨夜携家眷从西门出逃，往阿拉善方向去了。现在城里是参谋长马承祥主事，守军约三千人，粮草还能支撑半个月。”

    林远放下望远镜，没有立即说话。

    围城已经七天。这七天里，他没有下令强攻，而是让部队修工事、练攻城、同时用铁皮喇叭日夜喊话。喊话的内容很简单:红军不杀俘虏，不扰百姓，开城投降者一律优待。城里穷苦人出身的士兵，不少已经动摇了。

    “马承祥这个人，了解多少？”他问身边的马禄。

    马禄现在是回民师师长，也是进城后的治安负责人。他对宁夏上层人物了如指掌:“马承祥是马鸿逵的堂侄，读过几年书，在保定军校镀过金。这人贪财好色，但胆子小，不是死硬派。他留着不跑，大概是觉得还能和咱们谈条件。”

    “谈条件？”林远冷笑，“他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城里有马鸿逵没带走的家当——省银行的库银、军火库的存货、还有一批机器设备。马承祥可能想用这些换条活路。”

    林远看了看怀表，上午八时整。

    “给他最后通牒:中午十二点前开城投降，保证他和部下的生命安全。过时不候，红军将武力攻城。”

    命令传下去了。观察台上一片安静，所有人都看着那座沉默的城池。这是宁夏最后一战，也是河西方面军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仗。打赢了，整个宁夏就红旗落地；打输了，之前所有的牺牲都白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十点，城里没有动静。

    十一点，城头似乎有人影晃动，但城门依然紧闭。

    十一点三十分，离最后期限还有半小时。林远已经准备下令炮兵团准备射击诸元。

    就在这时，东门城楼上突然竖起一面白旗。

    城门是中午十二点整打开的。

    没有想象中的血腥巷战，没有最后的顽抗。马承祥带着几十个军官，双手高举走在最前面。他们身后，三千多守军放下武器，蹲在街道两侧，眼神里满是惶恐和茫然。

    林远没有立即进城。他让马禄的先头部队接管城防，清理街道，确认安全。直到下午两点，各方面报告城内无伏兵、无爆炸物后，他才骑马入城。

    银川的街道很宽，能并排走四辆马车。这是马鸿逵当年学冯玉祥修的“模范路”，但现在路两边挤满了百姓。他们站在自家门口、店铺前，有的好奇张望，有的低头不语，更多的人是麻木——军阀换了一茬又一茬，谁来都一样，都是要钱要粮要命。

    红军入城的纪律很严。

    战士们排成四路纵队，枪上肩，步伐整齐。没有人离开队列，没有人东张西望，更没有人进百姓家、拿百姓东西。这让围观的市民有些意外:以前马鸿逵的部队进城，都是歪戴帽子斜挎枪，见店铺就钻，见好东西就拿。

    队伍走到鼓楼时，林远勒马停下。

    这里是银川城的中心，也是马鸿逵督军府的所在地。一座三层的中式楼阁，飞檐翘角，气派非凡。楼前广场上，已经搭起了临时讲台。

    林远下马，登上讲台。台下除了红军官兵，还有被组织来的市民代表、商会头面人物、以及忐忑不安的原政府职员。

    “银川的父老乡亲们！”

    他的声音通过铁皮喇叭传出去，在四月的风里有些失真，但足够清晰。

    “从今天起，银川解放了！马鸿逵的军阀统治，结束了！”

    台下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参差不齐的掌声——带头鼓掌的是红军战士，市民们犹豫着跟着拍手。

    “我知道，很多人心里有疑虑:红军来了，会不会和马鸿逵一样？会不会抢粮抢钱？会不会乱杀人？”林远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不会！”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打仗，不是来抢地盘、当新军阀的，是要砸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

    他朝身后挥了挥手。几个战士抬上来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大字:《宁夏土地暂行细则》。

    “这是红军进城后的第一道法令。”林远指着木牌，“我给大家念念重点。”

    “第一条，废除马鸿逵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