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城外三十里，戈壁滩上散落着一堆扭曲的金属和烧焦的帆布。

    那是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容克W33运输机，三天前试飞哈密航线时坠毁的残骸。现在，它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巨鸟，趴在灰黄色的沙砾中，螺旋桨叶片弯曲变形，机身侧面用德文漆着的编号“D-2001”还勉强可辨。

    林远蹲在残骸旁，用手指捻起一片烧融的铝皮。金属边缘还是温的——西北五月的阳光毒辣，能把所有东西烤热。

    “机上三个人，飞行员、领航员、机械师，全部牺牲。”航空队队长陈德功站在旁边，声音沙哑，“起飞时好好的，飞到星星峡附近突然失去动力，迫降时撞上山脊。我们找到时……人都烧焦了。”

    “原因查出来了吗？”林远问。

    “初步判断是燃料问题。马鸿逵留下的航空汽油存放太久，杂质太多，堵塞了油路。”陈德功顿了顿，“也可能是……我们的人不会维护。整个河西方面军，懂飞机的不到十个，真正飞过的只有三个。”

    林远站起身，望向西北方向。那里是新疆，是哈密，是苏联援助可能到来的方向。直线距离不过八百公里，但中间隔着祁连山余脉、戈壁滩、盐碱地，还有马步芳的骑兵巡逻队。

    陆路打通了——酒泉到哈密的公路正在抢修，已经推进了二百里。但公路运输太慢，一趟要十天，而且运量有限。空路，才是快速获取援助的生命线。

    可现在，生命线的第一架飞机摔了。

    “军长，还要继续试航吗？”陈德功小心翼翼地问，“就剩一架容克了，再摔的话……”

    “飞。”林远斩钉截铁，“但不是用老办法。陈队长，你去银川枪炮局，找韩厂长。他们最近在搞燃油提纯，看看能不能解决汽油杂质问题。另外，把剩下的那架容克彻底检修，每个零件都要查。飞行员重新选拔，我要最稳的，不要最猛的。”

    “是！”

    陈德功转身要走，又被林远叫住。

    “牺牲的同志，厚葬。抚恤金按烈士标准的三倍发。有家属的，接到银川来，安排工作。”

    “是……谢谢军长。”

    看着陈德功离去的背影，林远又蹲下来，仔细查看残骸。他不是航空专家，但前世在部队接触过一些基础知识。这架容克W33是德国三十年代初的产品，双翼，木质机身蒙帆布，最大航程一千公里，载重一吨。在1937年不算先进，但对红军来说，是宝贝。

    问题是怎么让这宝贝飞起来，还要飞得安全。

    修路指挥部设在酒泉城西的关帝庙里。

    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路线图：从酒泉出发，经金塔、鼎新、额济纳，进入新疆哈密，全长约六百公里。图上用红蓝铅笔标着已完成的路段、正在施工的路段、以及最难啃的“硬骨头”——三处峡谷、五片流沙区、两段盐碱沼泽。

    工程总指挥是工兵团长赵大山，一个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老红军。此刻他正对着电话筒吼：“什么？十三营又病倒二十个？派医生去！药不够？我想办法！”

    放下电话，他看见林远进来，赶紧敬礼。

    “军长，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林远走到地图前，“进度怎么样？”

    “比计划慢。”赵大山实话实说，“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地形太复杂。祁连山北麓这一段，全是碎石滩，挖下去三尺都是石头。第二，缺水。施工队每天要走十里路去拉水，一人一天只能分到两碗。第三，疾病。戈壁滩早晚温差大，白天热死人，晚上冻死人，伤寒、痢疾、夜盲症，病倒的已经有两千多人了。”

    林远静静听着，手指在地图上移动。

    “牺牲了多少？”

    “正式牺牲的……八十七个。有塌方压死的，有中暑死的，有被毒蛇咬死的。非战斗减员，比打仗还狠。”

    庙里安静下来，只有外面传来的凿石声、号子声，隐隐约约，像大地在呻吟。

    “赵团长，你知道这条路为什么必须修通吗？”林远忽然问。

    “知道，接苏联援助。”

    “不只是援助。”林远转过身，“这是红军的国际通道，是连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脐带。有了这条路，我们就能获得武器、药品、技术，就能在西北站稳脚跟，就能打破蒋介石的封锁。这条路修通了，宁夏根据地就活了；修不通，我们迟早被困死。”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尘土飞扬的工地。成千上万的战士和民工在戈壁滩上劳作，人影小得像蚂蚁。铁镐砸在石头上的声音，像心跳一样，沉重而顽强。

    “病倒的同志，全部撤下来休养。从各部队抽调健康战士补充。缺水问题……”林远想了想，“组织勘探队，沿路线找地下水。祁连山有雪水，地下应该有暗河。找到一处水源，立一等功。”

    “是！”

    “至于地形复杂，我来想办法。”林远从怀里掏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