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凌晨两点，银川城南的电台室里，收报机的耳机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摩斯电码声。

    值班报务员小吴已经连续工作了六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他在记录本上快速抄写着电码，起初以为是常规联络，但越抄手越抖——电文来自北平地下党的紧急频道，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滴滴答答……滴答滴答……”

    电码翻译出来只有一行字：“七月七日夜，日军炮轰卢沟桥，二十九军还击，北平危急。中央指示：全国动员，准备抗战。”

    小吴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倒去，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抓起电报纸，连滚带爬冲出电台室，穿过深夜寂静的院子，冲向指挥部。

    “军长！军长！紧急电报！”

    林远正在指挥部里核对秋收预估产量表。十万亩军垦农场的土豆和玉米长势良好，按这个趋势，八月底就能收获第一茬。有了粮食，十万红军计划就有了底气。

    听到小吴的喊声，他抬起头。

    “北平急电！卢沟桥……打起来了！”

    小吴把电报纸拍在桌上，气喘吁吁。林远接过电文，只扫了一眼，整个人就僵住了。

    七月七日。卢沟桥。

    这个日期，这个地点，在他记忆深处埋藏了太久。前世的历史课本上，这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是八年血战的序幕。而现在，它真的来了，比记忆中的时间早了……不，就是这个时间。

    “核实过了吗？”林远的声音异常平静。

    “核、核实了。”小吴咽了口唾沫，“我用三个频率同时收报，内容一致。北平、天津、保定，多个地下电台都在发同样的消息。”

    林远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银川城沉睡的轮廓，远处黄河方向传来隐约的水声。这座他花了半年时间打下来、建设起来的城市，这个八万红军将士流血牺牲建立的根据地，即将迎来命运的转折。

    “通知所有常委，紧急会议。一小时内必须到齐。”

    “是！”

    小吴转身就跑。林远重新拿起那张电报纸，薄薄的一张纸，此刻重如千斤。

    他想起三个月前写给中央的那份报告，想起“五万红军出绥远”的设想。当时还只是预案，现在，预案要变成现实了。

    但时机对了吗？宁夏根据地刚站稳脚跟，十万红军计划完成不到一半，军工生产刚刚起步，秋粮还没收获……

    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

    凌晨三点，河西方面军七名常委全部到齐。

    指挥部里煤油灯的光线昏暗，每个人的脸在阴影中显得凝重。桌上摊着那张电报纸，像一块烧红的铁，谁都不敢先碰。

    “消息确认无误。”林远开口，“日军在卢沟桥挑衅，二十九军已经还击。中央指示全国动员，准备抗战。现在我们讨论：河西方面军怎么办？”

    沉默。长达一分钟的沉默。

    参谋长马禄第一个打破沉寂：“军长，按三个月前您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应该准备东出绥远，参加对日作战。但现在……时机不成熟啊。”

    “怎么不成熟？”一师长王大山拍桌子，“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还管什么时机！要我说，马上集结部队，东渡黄河，跟小鬼子干！”

    “干？拿什么干？”后勤部长周大海声音发颤，“咱们库存弹药只够打一个月的中等强度战斗。粮食倒是有了盼头，可秋收还得等一个半月。现在东进，八万人的补给线怎么维持？”

    “那就在当地解决！”王大山瞪眼，“打土豪，筹粮饷，红军老传统了！”

    “那是内战！”马禄提高声音，“现在是对外作战，能一样吗？我们去绥远打日本人，当地老百姓是支持我们，但你打土豪、筹粮饷，老百姓怎么看？傅作义怎么看？到时候日本人没打跑，我们先失了民心！”

    争吵起来了。

    林远静静听着，没有打断。他知道，这些争论必须发生，也必须解决。每个常委都有自己的立场，都代表着一部分干部战士的想法。

    政工部主任赵启明——原红军大学政治工作系主任，现在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等大家吵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

    “同志们，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抗日是必然的，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问题不是打不打，是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程度。”

    他看向林远：“军长，中央的具体指示是什么？除了准备抗战，有没有更详细的部署？”

    “这就是问题所在。”林远站起身，“中央的指示很原则，因为现在局势还在发展，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演变。可能是局部冲突，也可能是全面战争。我们要做的，是在不违背中央原则的前提下，做出最适合河西方面军的决策。”

    他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棒。

    “目前我们面临三方面压力：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