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的最后一场雪，在黎城山区下得没精打采。雪花刚落地面就化了，把黄土路泡成泥浆，踩上去噗嗤噗嗤响。

    林远蹲在响堂铺北侧的山梁上，手里捏着一把湿土，看着泥浆从指缝间挤出来。土是黄的，水是浑的，就像眼下这战局——浑沌不明，但底下藏着杀机。

    “副师长，侦察队回来了。”警卫员小陈从后面摸上来，压低声音。

    三个侦察兵像泥猴一样，从灌木丛里钻出来，浑身湿透，但眼睛发亮。带队的是李德生，三个月前刚从太行抗大分校毕业，现在已经是独立师侦察连的副连长。

    “教育长，摸清楚了。”李德生连敬礼都顾不上，直接摊开手绘的地图，“从黎城到涉县的公路，全长二十五里，有七处弯道，三处陡坡。响堂铺这段最险，路宽不过两丈，两侧都是三十丈高的峭壁，天生打伏击的地方。”

    林远接过地图。图纸是粗麻纸，用炭笔画的，线条潦草但关键地形都标出来了。响堂铺像一根弯曲的肠子，嵌在两座山之间。公路从谷底穿过，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涧。

    “鬼子的运输队什么时候过？”

    “每天一趟，上午九点从黎城出发，十一点左右到响堂铺。”李德生汇报，“一般是三十到五十辆卡车，装弹药、粮食、被服。押运兵力一个中队，分乘三辆卡车，头、中、尾各一辆。车队间距拉得很开，前后能差出二里地。”

    “车队走多快？”

    “路况好的时候能开到三十里，但响堂铺这段路窄弯急，他们得减速，最快也就十里。”

    林远在心里计算。三十辆车，每车长四米，间距十米，整个车队长度大约四百米。以每小时十里的速度通过响堂铺，需要……大约十分钟。

    十分钟，够打一场伏击了。

    “鬼子警惕性怎么样？”

    “不高。”李德生说，“这条路他们走了两个多月，从来没出过事。押运的鬼子在车上打瞌睡，只有尖兵车稍微警惕些。”

    林远点点头，把地图折好放进口袋。天已经黑了，山风刮起来，带着雪沫子，打在脸上像针扎。

    “回去开会。”

    临时指挥所设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里。洞不大，挤了二十多个人，都是独立师团以上干部。煤油灯的光线昏暗，把人的影子投在凹凸不平的洞壁上，像一群晃动的鬼魅。

    林远用炭笔在洞壁上画示意图。

    “同志们，总部命令我们打一场伏击战，目标是鬼子从黎城到涉县的运输队。地点就选在响堂铺。”

    他画了一个弯曲的峡谷，然后在两侧画上箭头。

    “鬼子的车队很长，前后相差二里地。如果我们按常规打法，打头或者打尾，另一头就会跑掉。所以这次，我们用新打法——‘钳形+断尾’。”

    干部们伸长脖子看。

    “具体部署：一旅，由王大山指挥，埋伏在响堂铺南侧，负责打车队中段。二旅，李勇指挥，埋伏在北侧，同样打中段。记住，不要打头车，不要打尾车，专打中间那二十辆车。为什么？因为头车有尖兵，警惕性高；尾车有断后部队，战斗力强。中间这些运输车，鬼子最少，最好打。”

    “那头尾的鬼子怎么办？”有人问。

    “这就是‘断尾’。”林远在车队尾部画了一个叉，“三旅，马小云指挥，埋伏在响堂铺出口。等车队中段被打瘫痪，头车肯定会加速往前冲，试图冲出伏击圈。你们放头车过去，但死死堵住尾车。尾车被堵，前面的车就跑不了——路太窄，他们调不了头。”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最关键的一步：工兵连要在战斗打响的第一时间，用炸药炸塌南北两侧的山石，把路彻底堵死。这样，整个车队就被困在响堂铺这条‘死胡同’里，进不去，出不来，只能等死。”

    窑洞里安静下来，只有煤油灯芯燃烧的噼啪声。

    这个战术太大胆了。放过头车，专打中段，还要炸山堵路。万一头车冲出去报了信，鬼子援军来了怎么办？万一炸山不成功，路没堵死怎么办？

    “副师长，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参谋长马禄犹豫着说，“咱们独立师好不容易在太行山站稳脚跟，这一仗要是打不好……”

    “风险大，战果也大。”林远打断他，“鬼子这条运输线，每天给前线运送几十吨物资。咱们打掉一次，鬼子前线就得饿三天肚子。更重要的是，这一仗打好了，就能告诉鬼子：太行山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他看向众人：“我知道大家担心什么。所以这一仗，我要亲自到一线指挥。一旅、二旅的埋伏位置，我亲自去选。工兵连炸山的炸药量，我亲自算。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话说到这份上，没人再反对。

    散会后，林远留下工兵团长赵大山和炮营长李虎。

    “炸山需要多少炸药？”

    赵大山算了算：“两侧山体都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