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豫西前线。

    林远站在临时指挥部的土坡上，举着望远镜的手第一次出现了难以察觉的颤抖。镜头里，通往洛阳的黄土公路上，溃败的潮水正从东向西漫涌——不是军队的撤退，是彻底的崩溃。

    穿黄绿色军装的国军士兵三五成群，许多人枪丢了，绑腿散了，帽子不见了，只是机械地跟着人流向西挪动。间杂其中的是百姓：推着独轮车的，挑着担子的，牵着牲口的，抱着孩子的，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个表情：绝望。

    更触目惊心的是伤员。担架不够，就用门板抬，用树枝绑成简易担架。有的伤兵只是用破布草草包扎，血已经浸透布料，在黄土路上滴出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没人救护，没人指挥，这支溃败的队伍就像被猎枪击中的鸟群，只是凭着本能向他们认为安全的方向逃窜。

    “多少人了？”林远放下望远镜，声音沙哑。

    身边的侦察科长李振脸色铁青：“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从这条路上过去的溃兵和难民，至少有三万人。后面……后面还在源源不断涌来。”

    “国军的防线呢？”

    “全线崩溃。”李振展开一份刚缴获的日军传单，上面用中日文对照写着：“皇军已克郑州、许昌、漯河，洛阳指日可下。抵抗无益，投降者生。”

    林远接过传单，纸张粗糙，油墨刺鼻，但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扎进心里。豫湘桂战役——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从四月初发动以来，国军五十万大军在河南境内节节败退。才半个月，豫中平原尽失，现在兵锋直指洛阳。

    洛阳若失，豫西门户洞开，日军便可西进潼关威胁陕西，南下南阳直扑湖北。而太行山根据地，将陷入东、南两面夹击。

    “总部有什么指示？”林远问。

    通讯参谋匆匆赶来，递上一封刚译出的电报。林远展开，只有短短两行：

    “豫西战局危急，你部相机策应洛阳守军，迟滞日军西进。另，据重庆方面通报，中美合作所气象小组被困洛阳，内有关键情报，务必设法营救。此情报关乎未来空中作战，至关重要。”

    林远把电报看了三遍，折叠好放进口袋。

    “气象小组……”他喃喃自语，“中美合作所……关键情报……”

    他想起去年在延安听过的报告。中美合作所是美国海军情报机关与国民党军统局联合组建的特务机构，主要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和气象观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航空队需要中国战场的气象数据，以规划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航线。

    洛阳地处中原，气象数据对华北、华中乃至朝鲜半岛、日本本土的天气预测都有重要价值。这个气象小组掌握的气象密码和观测数据，如果被日军获取，美军在太平洋的空中行动将受到严重影响。

    反之，如果八路军能拿到这些情报……

    “这个气象小组，现在在洛阳什么位置？”林远问。

    李振摇头：“电报没说。但按照常理，这种重要机构应该设在相对安全、便于观测又容易撤离的地方。可能是城内的教堂、学校楼顶，或者城外的邙山观察站。”

    “有多少人？”

    “不清楚。但既然是中美合作所，至少有一名美国气象专家，几名中国技术人员，加上警卫人员。总人数不会超过十人。”

    十个人，困在即将陷落的洛阳城里。城外是数十万溃败的军队和逃难的百姓，城内是混乱的守军和渗透的日军特务。要找到他们，救出他们，还要带回“关键情报”……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林远知道，必须完成。

    四月十九日夜，独立师指挥部。

    油灯下，林远、侦察科长李振、特战队长赵铁锤，还有三个从各团挑选出来的班长，围着一张摊开在桌上的洛阳城区草图。

    这张草图画得很粗糙，主要街道、城墙、城门、重要建筑都标了出来，但细节缺失。毕竟，八路军已经很久没进过洛阳城了。

    “从我们现在的驻防区到洛阳，直线距离八十里。”林远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线，“但实际要走的路，至少一百二十里。要绕过日军先头部队，要避开溃兵主通道，要穿过至少三道日军侦察线。”

    赵铁锤皱眉：“师长，咱们要是派大部队去，根本到不了洛阳城下就会被发现。小分队的话……怎么带人回来？那个气象小组至少有十个人，还可能有伤员，有设备。步行撤退，一天走三十里顶天了，鬼子骑兵半天就能追上。”

    “所以不能步行。”林远放下铅笔，“要用比马还快，又不吃草不喂料的东西。”

    他走到窑洞角落，掀开一块帆布。下面，是五辆自行车。

    不是现代的自行车，是那种老式的、笨重的、铁架铁轮的老爷车。车把是直的，车座是硬皮的，车轮没有橡胶胎，是铁轮箍上钉了一层薄橡胶皮——就这样，还是从伪军手里缴获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