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辽西前所基地以北三百里，科尔沁草原与浑善达克沙地交界处。

    骑兵连长巴特尔勒住战马，举起望远镜向西望去。眼前是两种地貌残忍的分界：东边还是秋日金黄的草场，羊群像珍珠般散落；西边已是黄沙漫漫，沙丘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一直延伸到天际线尽头。

    “连长，前面就是戈壁了。”向导老阿古拉指着沙地，蒙古袍的袖口在风中猎猎作响，“从这往西，三百里没有水井，没有人家。白天热得像火炉，晚上冷得像冰窖。咱们这百十号人，要穿过去……”

    巴特尔放下望远镜。这个三十二岁的蒙古族汉子，脸被草原的风沙雕琢得像岩石，左颊一道刀疤是去年打伪蒙军时留下的。他带的骑兵连，一百二十人，一百五十匹马，是独立师里唯一成建制的蒙古族部队。

    “必须过去。”巴特尔声音低沉，“师长说了，这是任务。”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用油布包裹的信，信皮上写着一行汉字：“致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指挥部”。里面是林远亲笔写的联络信，用汉、蒙、俄三种文字写成，内容是提议建立联系，协调对日作战。

    除了信，还有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一份地图——标注了绥远、察哈尔日伪军部署的地图，是这几个月在辽西收集的情报汇总。

    “师长为什么选咱们去？”副连长朝鲁问，“说蒙语的兄弟，师里还有不少。”

    巴特尔看了他一眼：“因为咱们是骑兵。三百里戈壁，步兵走不过去，汽车会陷沙里。只有马，蒙古马，能过去。”

    他顿了顿，又说：“还因为……我是达尔罕旗的人。我爷爷那辈，达尔罕旗的牧场往西一直延伸到外蒙车臣汗部。虽然现在叫‘蒙古人民共和国’了，但草原还是那片草原，马还是那种马。”

    这话让战士们沉默了。内蒙古，外蒙古，本是一体，却被一道人为的界线隔开十几年了。界线那边，是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界线这边，是伪蒙疆政府统治下的内蒙古。许多战士的亲戚就在界线那边，十几年音信不通。

    “准备吧。”巴特尔收起信，“每人带五天干粮，两皮囊水。马料只带三天的，剩下的路上找。武器带足，子弹每人一百发，手榴弹四颗。遇到敌人，能躲就躲，躲不了就打，打完就跑。记住，咱们的任务不是打仗，是送信。”

    战士们开始准备。干粮是炒米和奶豆腐，用羊皮袋装着。水囊是完整的羊胃，能装七八斤水。马料主要是豆饼，还有一小袋盐——戈壁里的草含碱，马吃了要喝很多水，加点盐能调节。

    巴特尔特别检查了每个人的“鼻冲”——一种用羊毛编成的网，戴在马鼻子上，能防沙。戈壁起风时，沙粒像子弹一样打过来，马没有保护会发狂。

    九月六日凌晨四点，队伍出发。

    一百二十骑，像一支离弦的箭，射入茫茫戈壁。

    第一天，走了六十里。

    戈壁的地貌变化多端，有时是平坦的沙砾地，马蹄踩上去沙沙作响；有时是连绵的沙丘，马要费力地爬上去，又小心翼翼滑下来；有时是龟裂的盐碱地，白色的盐霜在阳光下刺得人睁不开眼。

    最难熬的是中午。太阳直射，沙地温度超过五十度。热浪从地面蒸腾上来，人和马都像在蒸笼里。战士们用头巾包住脸，只露出眼睛。马匹喘着粗气，嘴角泛着白沫。

    “不能停！”巴特尔嘶声喊，“停下就烤熟了！坚持到傍晚！”

    队伍在热浪中艰难前进。不时有战士中暑，从马上栽下来。旁边的人赶紧扶起，喂水，用湿布敷额头。马也受不了，有两匹老马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

    傍晚，温度骤降。戈壁的昼夜温差达到三十度，白天还热得冒烟，晚上就冷得打颤。战士们生起篓火——用的是带来的干牛粪，戈壁里找不到柴火。围着火堆，啃着硬邦邦的奶豆腐，喝着已经发烫的水。

    “连长，咱们的水……撑不到五天。”朝鲁检查了水囊，忧心忡忡。

    巴特尔看着西边天空最后的余晖：“明天找水。戈壁不是完全没水，有海子，有井，只是难找。”

    第二天，寻找水源。

    巴特尔根据爷爷教的办法：看鸟迹。有鸟飞的方向，可能有水。看植物，有芦苇、芨芨草的地方，下面可能有水。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放开一匹老马，让它自己找，马对水有本能的感觉。

    放开的是一匹十二岁的骒马，叫“萨日朗”，蒙语的意思是月亮。这匹马在草原上生活了十几年，经历过多次干旱。它低着头，在沙地上嗅着，慢慢向西北方向走去。

    队伍跟在后面。走了十几里，萨日朗停在一个沙丘前，用蹄子刨地。

    “挖！”巴特尔下令。

    战士们用刺刀、用手，拼命挖沙。挖了三尺深，沙开始变湿。再挖一尺，渗出了浑浊的水。

    “是湿沙层！”老阿古拉兴奋地说，“下面肯定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