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凌晨四点，绥远东部，兴和县临时指挥所。

    林远面前摊着三份截然不同的电报。

    第一份来自归绥城内的地下交通站，用密语写成：“伪蒙军第九师师长乌云达来已决心起义，约定十月八日凌晨三时打开归绥东门，以三发绿色信号弹为号。但其部下属三个团长态度不一，二团团长巴图犹疑，三团团长宝音暗通日军顾问。起义成功率预估六成。”

    第二份是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军长董其武的亲笔信，措辞客气但透着精明：“林师长钧鉴：我军已按约定集结于旗下营、卓资山一线，随时可东进配合贵部作战。惟弹药粮秣短缺，望贵部接济山炮弹五千发，步机枪弹二十万粒，面粉五万斤。物资到位，我军即刻挥师西进。”

    第三份来自外蒙乌兰巴托，用俄文密码发来：“蒙古人民军第三骑兵师已部署于中蒙边境达尔罕、茂明安、四子王三旗地带。如贵军攻击归绥，我可派兵越境策应，牵制日伪军北翼。战后，该三旗蒙古同胞愿回归中华。此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决定。”

    油灯下，林远的脸在光影中忽明忽暗。三股力量，三个方向，三种心思——伪蒙军想反正但内部不稳，晋绥军想参战但要价高昂，外蒙军愿帮忙但有领土诉求。而他要做的，是把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日军重兵布防的绥远，打下归绥和包头两座重镇。

    “师长，太冒险了。”参谋长刘志坚指着地图，“就算乌云达来真能打开东门，我们冲进去了，万一是陷阱呢？傅作义那边，开口就要这么多弹药粮食，明显是想保存实力，让我们打头阵。外蒙军更麻烦，他们进来容易，请出去就难了。”

    林远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作战地图前，手指沿着平绥铁路线滑动。这条铁路从北平到包头，是日军在华北的动脉。而绥远段，特别是归绥到包头这一段，像一根扁担挑着整个蒙疆地区的防御体系。

    “你们看。”林远说，“日军在绥远的部署，是重两头轻中间。包头驻有关东军一个联队，张家口有驻蒙军司令部。中间的归绥，主要靠伪蒙军防守。这是我们的机会——打掉归绥，包头和张家口就被切开了。然后向东，可以威胁张家口；向西，可以进攻包头。”

    “但前提是傅作义得真打。”王大山插话，“他要是在边上看着，等我们和鬼子拼得两败俱伤再上来摘桃子，咱们就亏大了。”

    “所以不能光指望傅作义。”林远转身，“我们要有自己的拳头。还记得苏联给的十二门76炮吗？还有那二十辆卡车？这次，全用上。”

    他在沙盘上摆出几个模型：“炮兵团全数前出，在归绥以东十五里的哈拉沁沟建立炮兵阵地。十二门炮，每门配弹一百发，总共一千二百发炮弹。打归绥，够了。”

    “骑兵团呢？”

    “骑兵团分成两部分。”林远又摆出骑兵模型，“一营、二营，从北面绕过归绥，直插包头以西的昆都仑河，切断包头日军东逃退路。三营、四营，配属师部直属的装甲车队——就是把卡车焊上铁板改的那几辆——从东门冲进去后，负责肃清城内残敌。”

    “装甲车？”刘志坚皱眉，“咱们那几辆‘土坦克’，铁皮挡挡子弹还行，遇到鬼子的反坦克炮就完了。”

    “所以要用得快。”林远说，“进城后不停留，沿着主干道直冲伪蒙军司令部、日军顾问团驻地、电台站、火车站。打掉这些要害，城里的指挥系统就瘫痪了。”

    他顿了顿，看向众人：“最关键的是时间。十月八日凌晨三点起义信号，三点十分炮兵开始轰击东城墙，三点半装甲车冲城，四点前控制城内要点。天亮前，必须让归绥城头飘起我们的旗。”

    “那傅作义那边……”

    “给他弹药粮食。”林远做了决断，“但要分批给。第一批，炮弹一千发，子弹五万粒，面粉一万斤，今天下午就送过去。条件是他必须在十月七日午夜前，拿下旗下营和卓资山，做出进攻归绥南面的姿态，牵制那里的伪蒙军第七师。”

    “那要是他拿了东西不办事呢？”

    “他不敢。”林远冷笑，“傅作义现在是两头受气。重庆那边嫌他抗战不力，日军那边又防着他。他需要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我们给了他台阶，他不会不下。”

    “外蒙军呢？”

    林远的表情严肃起来：“通知乌兰巴托，感谢他们的支持。但越境作战暂缓。我们可以接受达尔罕、茂明安、四子王三旗蒙古同胞的回归意愿，但必须是在中国政府的框架内，必须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军事上，他们可以在边境制造动静，牵制日军，但不能越境。”

    “这……外蒙方面能答应吗？”

    “他们会答应的。”林远说，“因为现在不是成吉思汗时代了。国际上有雅尔塔体系，有盟国协调机制。蒙古想要那三旗，需要一个合法的名分。而目前，只有中国政府能给他们这个名分。”

    命令一条条传达下去。整个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