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五月的长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甜腥味。

    那不是花香，也不是市井气息，而是战争将临时特有的气味——混杂着汽油、铁锈、焦土，以及人群密集处飘散出的汗臭与恐惧。这座伪满洲国曾经的“新京”，此刻像一头被拔去利齿的老虎，趴在松辽平原上喘息。

    站前广场，原“大同大街”的起点，那座仿照东京站建造的长春火车站，此刻钟楼的时针指向下午三点二十分。钟已经停了半个月了。

    林远站在钟楼下方的露台上，举着望远镜向南瞭望。五月的阳光并不炽烈，照在身上却让人感到皮肤发紧。镜筒里，城南方向的公路上烟尘滚滚，那是四平失守后向北溃退的部队和难民，像一条受伤的巨蟒在缓慢蠕动。

    “新一军先头部队到哪了？”他没有回头。

    身后半步，参谋长陈光展开作战地图，手指点在伊通河以南三十公里的范家屯：“侦察连中午报告，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已抵范家屯，正在构筑炮兵阵地。按照这个速度，最迟后天下午，他们的前锋就能摸到长春南郊。”

    “两天。”林远放下望远镜，镜片上倒映着长春街景——宽阔的街道，伪满时期建造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街心花园里凋谢的樱花树，还有那些背着包袱、推着独轮车、扶老携幼往北逃难的人群。

    这座城市他守不住。

    不是不想守，是不能守。四平血战半个月，民主联军主力伤亡三分之一，弹药消耗殆尽。而国民党方面，孙立人的新一军虽然也在四平吃了亏，但很快得到了补充，此刻正挟连胜之威北上。更可怕的是，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已调集新六军、七十一军等部队从沈阳出发，准备东西对进，合围长春。

    死守，就是第二个四平，而且结局会更惨——因为这次连撤退的余地都没有。

    “中央的电报到了吗？”林远问。

    “刚到。”陈光从公文包里取出译电纸，声音低沉，“‘长春无险可守，不必作无谓牺牲。你部应即行北撤，渡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保存有生力量，待机反攻。’”

    电报是导师亲拟，每个字都透着冷静到残酷的现实主义。林远接过电文，目光在“不必作无谓牺牲”几个字上停留良久。他知道这六个字背后，是中央对东北战局的清醒判断——现在还不是决战的时候。

    “部队情绪怎么样？”

    “一师、二师还好，都是老兵，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走。”陈光顿了顿，“就是三师，特别是那些长春本地参军的新战士，有些……想不通。他们说，四平都守了半个月，长春城墙比四平高，街道比四平宽，凭什么不能守？”

    林远沉默。他能理解那些战士的心情。长春是伪满首都，拿下这座城市时曾让全军士气大振，现在短短几个月就要放弃，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战争不是意气之争，而是残酷的实力对比。

    “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他最后说，“晚上八点，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

    “是。那市民方面……”

    “一起通知地方工委的同志参会。”林远望向广场上那些茫然无措的难民，“要走的不只是军队。”

    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现东北民主联军长春前线指挥部。

    这座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是伪满时期最坚固的堡垒之一，墙壁厚达一米，窗户窄小，易守难攻。此刻大楼三层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三十多名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工委负责人挤在一起，人人脸色凝重。

    林远站在巨大的长春城防图前，用指挥棒敲了敲图上的红色箭头——代表国民党军进攻方向的蓝色箭头已经从南、西、东三个方向将长春半包围。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他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废话，“新一军在南，新六军在西，七十一军在东，总兵力超过十五万，全是美械。我们呢？三个师加地方部队，满打满算四万人，弹药只有标准基数的一半，炮弹更是打一发少一发。”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几个老烟枪吧嗒吧嗒抽烟的声音。

    “四平我们守了半个月，代价是什么？一万一千伤亡！”林远的声音陡然提高，“如果守长春呢？可能三天都守不住，然后全军覆没！同志们，我们不是军阀部队，打光了拉倒。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留着种子，将来还要打回来！”

    “司令员，我不是怕死。”三师七团团长王大猛站起来，这是个山东汉子，打仗勇猛，性格耿直，“可就这么走了，对不起长春的老百姓啊。咱们进城的时候，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现在国民党要来了，咱们拍拍屁股就走，这……”

    “谁说要拍拍屁股就走？”林远打断他，“军队要撤，但撤有撤的办法。我们要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他顿了顿，“也不能留给敌人。”

    他转向工兵团长赵铁柱：“大房身机场的油库，处理方案拿出来了没有？”

    “拿出来了。”赵铁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