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晨。

    四辆苏制嘎斯-69吉普车像蚂蚁一样，在罗布泊的戈壁滩上艰难爬行。车后扬起的尘土拖出长长的尾巴，被干热的风一吹，久久不散。天空是那种惨白的颜色，没有一丝云，太阳刚升起不久，就已经把空气烤得扭曲变形。

    林远坐在第二辆车的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图上，罗布泊区域被标注为“极度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20毫米，蒸发量超过3000毫米”。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据史料记载，古楼兰国灭亡于此。”

    “司令员，还有三十公里到预定坐标。”司机小张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他脸上蒙着防沙面罩，只露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是进入罗布泊的第三天，所有人的嘴唇都开始脱皮，鼻腔里全是血腥味。

    林远点点头，没说话。他放下地图，看向窗外。

    窗外是真正的“死亡之海”。目光所及，全是灰黄色的戈壁，零星点缀着几丛枯死的红柳，像大地裸露的骨骼。没有水，没有草，没有鸟，甚至连昆虫都看不到。只有风，永不停歇的风，刮过地表带走最后一点水分，留下无数道风蚀的沟壑。

    这就是他们要选定的核试验场。

    三天前，北京，国防科委会议室。

    钱学森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语气严肃：“核试验场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远离人口密集区，半径两百公里内不能有城镇；第二，地质结构稳定，能承受爆炸冲击；第三，气象条件可控，风向稳定；第四，有足够的水源保障基地运转。”

    会议室里坐着二十多人，有科学家，有将军，有工程专家。林远坐在前排，静静听着。

    “综合这些条件，”钱学森的手指向新疆，“只有两个可能区域：一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二是罗布泊地区。前者太远，交通不便；后者……”他顿了顿，“虽然条件恶劣，但距离现有铁路线较近，离敦煌只有四百公里。”

    “罗布泊有水源吗？”有人问。

    “孔雀河。”钱学森调出另一张图，“这条河从博斯腾湖流出，最终汇入罗布泊。虽然现在罗布泊已经干涸，但孔雀河依然有水。我们可以在河边建生活区，用管道输水到试验场。”

    “辐射问题呢？”又有人问，“核试验后，这片区域几十年都不能住人。”

    “这正是我们要选无人区的原因。”钱学森推了推眼镜，“罗布泊方圆几万平方公里，几乎没有人烟。唯一的居民点是若羌，距离也有两百多公里。”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林远——他是这次选址专家组组长，也是中央军委指定的核试验基地建设总负责人。

    “我去罗布泊实地考察。”林远只说了这一句。

    于是就有了这次行程。专家组十五人，加上警卫和后勤，一共三十二人，分乘四辆吉普车，从敦煌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的残迹，进入这片生命的禁区。

    “停车。”林远突然说。

    车队停下。林远推门下车，热浪扑面而来，像一堵无形的墙。他走到一片相对平坦的区域，蹲下身，抓起一把沙土。

    沙土很细，灰白色，在指缝间流淌。他凑近闻了闻——没有泥土的腥味，只有一股淡淡的咸涩。这是盐碱土，经过千百年蒸发沉积，地表覆盖着一层硬壳。

    “张工。”林远招呼地质专家张蕴钰，“你看这个。”

    张蕴钰六十多岁了，是中国顶尖的地质学家。他接过土样，用放大镜仔细看，又舔了舔——这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习惯，用舌头判断矿物成分。

    “含盐量很高，主要是氯化钠和硫酸钠。”张蕴钰吐掉嘴里的土，“这种土质……透水性很差。如果在这里搞地下核试验，爆炸产生的热量可能会在地表形成喷发。”

    “那就是不行？”随行的工程兵司令陈士榘问。

    “不一定。”林远站起身，“要看深层地质。张工，咱们用地震波速法测一下。”

    这是林远提出的方法——在朝鲜战场，他见过美军用类似方法探测志愿军的坑道。原理很简单：人工制造一个小型地震，通过测量地震波在不同岩层中的传播速度，反推地下结构。

    设备是从苏联进口的，很笨重，装在第三辆吉普车的拖斗里。几个战士费力地把它抬下来——这是一台老式地震仪，配着几十公斤重的炸药和雷管。

    “准备爆破。”林远下令。

    专家们退到安全距离。工兵在五十米外挖了个浅坑，埋下两公斤炸药。引爆器是个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电线拉出两百米。

    “三、二、一——起爆！”

    沉闷的爆炸声。地面微微震动，冲击波卷起一圈尘土。几乎同时，地震仪的记录笔在滚筒纸上画出剧烈的波形。

    张蕴钰和林远围到仪器前。老专家眯着眼睛看波形图，手指顺着曲线移动，嘴里念念有词：“初至波……反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