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六月，酒泉。

    热风从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卷来，裹挟着滚烫的沙粒，打在简易板房的铁皮屋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无数子弹在扫射。正午的气温已经升到四十五度，地面蒸腾起扭曲的热浪，远处的祁连山雪峰在热浪中晃动，像是海市蜃楼。

    钱学森站在发射场区的观测台上，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到的电报，手指捏得发白。电报是外交部转来的，只有短短一行字：“苏联政府决定，即日起撤回在华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

    下面列着一长串名单——在酒泉基地的十七名苏联专家，全部在列。

    “钱院长！”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气喘吁吁跑上来，脸晒得通红，“伊万诺夫他们……他们在收拾行李了！说接到命令，二十四小时内必须撤离！”

    钱学森没有说话。他缓缓折起电报，放进中山装的上衣口袋，动作很慢，像是在整理什么易碎的文物。然后他抬起头，望向正在建设的发射工位——那里，一座三十米高的发射塔已经立起骨架，但在关键的导流槽部分，施工停了下来。苏联专家带走了图纸。

    “我知道了。”钱学森的声音很平静，“通知各研究室主任，一小时后开会。”

    “那……那些苏联专家……”

    “让他们走。”钱学森转过身，眼神像祁连山的雪一样冷，“中国导弹，不靠施舍。”

    技术员愣了一下，随即挺直腰板：“是！”

    观测台上只剩下钱学森一个人。他扶着栏杆，看着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三年前，他和任新民、屠守锷他们来到这里时，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和肆虐的风沙。三年时间，他们建起了宿舍、厂房、实验室，建起了这条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场。

    可现在，骨架搭起来了，心脏却要被掏走。

    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这位当年放弃美国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科学家，此刻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导弹不是步枪，不是大炮，它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没有图纸，没有数据，没有经验，靠一群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能造出来吗？

    “钱公。”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钱学森回头，看见林远正沿着铁梯走上来。这位大将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肩上没有将星，但腰杆挺得笔直。他手里也拿着一份电报——显然，同样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军区。

    “林司令员。”钱学森点点头，“您都知道了。”

    “知道了。”林远走到他身边，一起望向发射场，“莫斯科方面说，是‘国际形势变化’需要。实际上，是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想用这个卡我们脖子。”

    “您说得对。”钱学森苦笑，“东风-1的图纸，他们只给了百分之六十，关键的控制系统、发动机数据，全都藏着掖着。现在连这百分之六十也要带走了。”

    “带不走。”林远说得很简单。

    钱学森看着他。

    林远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不是文字，是草图——发动机结构图、控制系统原理图、弹道计算参数，密密麻麻，但条理清晰。

    “这是……”

    “这三年，我跟着你们听课，跟着下车间，跟着做试验。”林远说，“白天听苏联专家讲，晚上我自己画。他们故意讲错的地方，我标出来；他们省略的部分，我补上去。钱公，我不懂高深的空气动力学，但我懂图纸，懂机械，懂怎么把一堆零件组装成一个能飞的东西。”

    钱学森接过笔记本，一页一页翻看。他的手开始发抖。这些草图，有些比苏联给的图纸还要详细；这些标注，一针见血指出了设计的关键点。这不是外行人的涂鸦，这是一个内行人的工作笔记。

    “您……您什么时候学的？”钱学森抬起头，眼睛里有了光。

    “1957年，中央决定搞导弹，调我负责基地建设时。”林远说，“那时候我就知道，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三年，我白天当司令员，晚上当学生。钱公，现在老师走了，该学生自己考试了。”

    钱学森紧紧握着笔记本，像是握着一把钥匙。良久，他深吸一口气：“林司令员，您说得对。苏联人走了，我们正好自己干。没有图纸，我们自己画；没有数据，我们自己算；没有经验，我们自己试！”

    “这就对了。”林远拍拍他的肩，“现在，我们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把现有的资料全部整理出来，一点不能漏。第二——”他顿了顿，“调兵。”

    “调兵？”

    “对。”林远望向东南方向，“调一支特殊的部队来。”

    六月十五日，一列军列缓缓驶入酒泉车站。

    这不是普通的运兵车——车厢全部是闷罐车，车窗用黑布蒙着，连车皮上都刷着“特种装备”的字样。站台上已经戒严，除了基地领导和警卫部队，没有其他人。

    林远和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