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凌晨三点，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戈壁滩上的风永远不知道疲倦，卷着砂石扑打在水泥建筑的墙面上，发出唰啦啦的响声，像无数只小兽在黑暗中抓挠。发射场区却是一片反常的寂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声音都被某种更沉重的东西压住了。

    林远站在二号发射工位的控制室里，隔着双层防爆玻璃，看外面那个耸立在探照灯光柱中的白色巨物。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高29.86米，最大直径2.25米，起飞重量81.5吨。它此刻已经加注完了燃料，液氧和偏二甲肼在贮箱里保持着危险的平衡，只等一道指令，就会转化成五百多吨的推力，把那个173公斤的金属球体送上太空。

    那个球体叫“东方红一号”。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测控部最后一次点名。”林远转过身，对着控制台的话筒说。他的声音平稳，但控制室里所有人都能听出那种紧绷的质感——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弓弦，还没断，但已经发出了细微的呻吟。

    话筒里传来一连串的回应，带着电流的杂音:

    “渭南站，正常。”

    “喀什站，正常。”

    “长春站，正常。”

    “海南站，正常。”

    这些都是地面测控站。但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它们。

    “远望一号船，报告位置。”林远说。

    短暂的静默后，一个带着明显颠簸感的声音传出来:“这里是远望一号，位于东经152度，北纬8度，距离关岛东南方向240海里。海况四级，风速每秒12米，船体横摇幅度正负5度。所有测控设备工作正常，完毕。”

    “远望二号。”

    “远望二号，东经128度，北纬22度，宫古海峡以东。海况三级，设备正常。”

    “远望三号。”

    “远望三号，东经175度，南纬15度，斐济群岛西北。海况二级，一切正常。”

    三条船。三条用旧货轮改装成的航天测量船，分别布置在太平洋的三个关键点上，组成中国第一个海上测控网。它们的任务是:在卫星飞出国境线后，接力跟踪它的轨道，接收遥测信号，并在最关键的时刻——卫星入轨后第九分钟——捕捉到那首《东方红》乐曲的信号。

    如果捕捉不到，就意味着卫星可能没有进入预定轨道，或者天线没有展开，或者播放系统故障。总之，意味着失败。

    “林部长，”控制系统负责人老钱凑过来，压低声音，“气象台最新预报，发射窗口期风速可能增大到每秒15米，超过安全上限。要不要推迟……”

    林远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表盘是特制的，除了时间，还有一排小小的指示灯，此刻正闪烁着代表各测控站点状态的绿光。这是他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习惯——把整个战场的态势，浓缩在一块表盘上。

    “风向？”他问。

    “西北风，与火箭飞行方向夹角小于30度。”

    “那就按原计划。”林远说，“风速15米，长征一号的设计余量是20米。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十二年，不能再等了。”

    老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退回自己的控制台。

    十二年。

    林远重新看向窗外那枚火箭。探照灯的光柱里，箭体上的“长征一号”四个红字格外醒目。这枚火箭的基础是东风-4型中程弹道导弹，而东风-4的基础，又来自于更早的东风-3，东风-2……一路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个在西北戈壁上用算盘计算弹道的年代。

    那时候，苏联专家还在，说你们先搞探空火箭吧，人造卫星至少要二十年。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带走了所有的图纸，留下了半拉子工程和一句嘲讽:“没有我们，你们二十年也搞不出卫星。”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

    林远记得很清楚:1965年，中央正式批准卫星计划，代号“651工程”。1967年，确定第一颗卫星要播送《东方红》乐曲。1968年，开始研制长征一号火箭。1969年，三条测量船开始改装。

    而他自己，是1966年被任命为卫星测控部部长的。任命那天，聂帅找他谈话，说:“林远啊，你在朝鲜就搞过电子对抗，在罗布泊搞过核试验测控，这个担子，非你莫属。”

    他当时问:“部长，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聂帅沉默了很久，说:“第一个目标，是把卫星送上天。第二个目标，是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第三个目标——”老人看着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空，“是为中国在太空争一席之地。”

    现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目标，就寄托在那枚白色火箭上。

    就在酒泉控制室紧张准备发射的同时，太平洋深处，远望一号测量船正经历着它改装后的第一次真正考验。

    船长室，船长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