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上海江南造船厂三号船坞。

    梅雨季的江南，空气黏稠得像能拧出水来。船坞里却是一片反常的干燥——巨大的顶棚把雨水挡在外面，十几台鼓风机昼夜不停地运转，确保坞内湿度始终控制在50%以下。因为这里正在建造的，是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耐压壳体分段。

    林远站在坞边的观察台上，手里拿着望远镜。镜头里，那个直径十米、长度三十米的圆柱形钢铁巨物横卧在坞底，像一条被剖开的巨鲸。壳体已经焊接完成，正在进行水压试验——往壳体内注水，加压，测试它在模拟深海压力下的变形和密封性。

    压力表的指针缓缓爬升。

    50个大气压。

    80个大气压。

    100个大气压。

    这相当于水下1000米的压力。设计指标是150个大气压，但那是理论值。实际上，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耐压壳体只能承受120个大气压，美国的“鹦鹉螺号”也不过130个。

    “停！”试验指挥员突然喊道。

    压力表停在了112个大气压的位置。不是主动停的，是壳体发出了危险的声音——一种低沉的、令人牙酸的“嘎吱”声，像巨兽的骨骼在重压下呻吟。

    “哪里响？”林远放下望远镜。

    “第三、第四肋骨之间，左舷侧。”一个技术员指着壳体，“焊缝有轻微变形，目测不超过两毫米，但声音不对劲。”

    “继续加压。”

    “首长，这……”试验指挥员犹豫了。

    “继续。”林远的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我要知道它的极限在哪里。”

    压力继续上升。

    113。

    114。

    115。

    “嘎吱——咔嚓！”

    这次不是呻吟，是清晰的破裂声。壳体左侧第三和第四肋骨之间的焊缝，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裂纹。裂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延伸，像黑色的闪电在银灰色的钢板上爬行。紧接着，高压水从裂纹中喷射出来，在空气中形成一道白色的水雾。

    “停压！排水！抢险队上！”

    船坞里顿时乱成一团。抢险队员穿着雨衣冲上去，用特制的堵漏材料封堵裂纹。排水泵轰鸣着把壳体内的水抽出来，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林远走下观察台，来到壳体旁。裂纹已经被临时封住，但焊缝的变形清晰可见——那两道本该笔直的肋骨，现在像被巨人掰弯的树枝，呈现出危险的弧度。

    “材料问题还是工艺问题？”他问。

    “都……都有。”负责壳体焊接的总工程师老刘抹了把脸上的水，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喷溅的海水，“材料用的是921钢，强度够，但韧性不足。焊接工艺也不行，我们用的还是手工电弧焊，热影响区太大，焊缝冷却过程中产生内应力……”

    “美国人和苏联人用什么？”

    “美国用HY-80特种钢，屈服强度80千磅每平方英寸。苏联用АК-25，强度低一些，但韧性更好。焊接工艺……他们早就用上自动埋弧焊了，咱们……”老刘说不下去了。

    林远蹲下身，用手指摸了摸那道裂纹的边缘。金属断口呈脆性断裂的结晶状，在灯光下闪着冷冽的光。这不是个好消息。脆性断裂意味着材料在达到屈服极限前就突然破裂，在深海里，这等于死刑。

    “这个分段，废了。”他站起身。

    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排水泵还在轰鸣，像在为这个价值三百万元、耗时八个月的分段奏响挽歌。

    “重新设计，重新选材，重新制造。”林远说，“三个月内，我要看到新的设计方案。六个月，我要看到新材料的生产工艺。九个月，我要看到合格的壳体分段。”

    “首长，时间太紧了……”老刘的声音发苦。

    “紧也得做。”林远看向船坞深处，那里还有三个同样尺寸的壳体分段正在建造，“这不是普通的潜艇，这是核潜艇。它要带着核反应堆，带着导弹，在太平洋深处潜行几个月。如果耐压壳体不过关，那就不是潜艇，是铁棺材——装着核反应堆和核导弹的铁棺材。”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

    “而我们，决不能把战士送进棺材。”

    当天晚上，江南造船厂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烟雾弥漫。

    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人，都是“09工程”——中国导弹核潜艇工程的骨干。总设计师黄老已经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但眼睛依然锐利。他面前摊着一大摞图纸，有些是从苏联偷偷带回来的手抄本，有些是从西方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画的草图。

    “今天的事，大家都看到了。”黄老开口，声音沙哑，“耐压壳体是第一关，过不了这一关，后面什么都谈不上。但问题不只是壳体。”

    他抽出一张图纸，铺在桌上。那是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