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从今天开始，所有作战单位轮换休整。每次休整期不少于七天。期间进行基础训练、文化学习，还有——”

    他顿了顿：“心理疏导。”

    会议室里响起窃窃私语。有人不解，有人质疑，但也有人如释重负。

    “这是命令。”傅必康补充道，“各营回去后立即制定轮换计划，明天上报。散会。”

    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傅必康坐在原位没动，直到最后一个人也走了出去，门轻轻关上。

    “旅长，”傅水恒留了下来，“您真要去那个……心理疏导？”

    “不是‘那个心理疏导’，”傅必康纠正他，“是心理疏导。而且我不是‘要去’，是已经约好了。今天下午两点，第一场。”

    傅水恒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只是点点头：“那我陪您去。”

    “不用。”傅必康站起身，“这是我自己的事。”

    下午一点五十分，傅必康站在那排简易木屋前。

    木屋建在营地西侧相对僻静的地方，背靠山壁，前面有片小空地，种着几棵还没发芽的枣树。阳光很好，照在木头的纹理上，能看见树脂渗出的痕迹。

    门虚掩着。傅必康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屋里比想象中更简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有个火盆，炭火正旺。窗户开得很小，光线昏暗，但很暖和。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草药味，像是艾草燃烧后的余韵。

    “旅长，您来了。”

    卫生员小王从里间走出来。他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学生而不是军人。事实上，参军前他确实是北平医学院的学生，七七事变后辗转来到根据地。

    “坐，您请坐。”小王有些紧张，搓着手，“林医生都跟我交代过了。她说……她说您可能需要找人聊聊。”

    傅必康在椅子上坐下。椅子是手工打的，不太平整，坐上去微微摇晃。

    “林医生还说什么了？”

    “就说……您最近睡不好。还有……”小王犹豫了一下，“您有时会一个人发呆，叫好几声才有反应。”

    傅必康没说话。他看着小王，这个年轻的卫生员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显然，给旅长做心理疏导这件事，给他的压力不比上战场小。

    “你不用紧张，”傅必康说，“就当我是普通伤员。”

    小王用力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那……那我们开始？您想从哪儿说起？”

    从哪儿说起呢？

    傅必康望着窗外那几棵枣树，枝干光秃秃的，在风中轻轻摇晃。他的思绪飘得很远，飘回三年前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

    1939年秋，太行山反扫荡战役最激烈的阶段。他当时还是营长，带领部队在龙王岭阻击日军一个联队。战斗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全营只剩下十七个人。

    就是在那天夜里，当他抱着最后一颗手榴弹，准备和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冰冷而清晰的声音：

    “检测到宿主处于生命危险状态，抗战辅助系统启动。”

    “系统？”傅必康脱口而出。

    小王愣了一下：“什么系统？”

    “没什么，”傅必康摇摇头，“你继续。”

    从那天起，系统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它会在关键时刻提供敌军情报，会分析战场态势，会给出战术建议。起初他怀疑过，害怕过，以为是自己压力太大出现了幻觉。但系统给出的情报一次次被验证，他渐渐接受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存在。

    三年来，靠着系统的帮助，他从营长升到团长，再到旅长。独立旅从三百多人发展到两千多人，成为太行山区一支令日军头疼的劲旅。他习惯了在决策前先问系统，习惯了在迷茫时等待那个冰冷的声音给出指引。

    直到三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