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和你们的社员交谈，观察你们的生產方式，研究你们的帐目。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书，一本试图解开我们刚才所谈论的那个时代悖论的书。一本……关於《进步与贫穷》的书 。”

    “乔治先生认为，问题的根源，既不在於资本，也不在於劳动，而在於对土地的私人垄断。”

    “他认为，土地的价值，並非由地主个人创造，而是由整个社会共同创造的。一个地方的人口越密集，商业越繁荣，公共设施越完善，那里的土地就越值钱。这份地租，是社会的共同財富，理应归全社会所有，而不应被少数人无偿占有 。”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解决方案。”

    斯特林深吸一口气，“他主张，政府应该废除其他一切五八门的税收。无论是对劳动收入的税，还是对商业利润的税——只徵收一种税，那就是土地价值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单一税。”

    “將土地產生的全部地租，通过税收的方式，收归国有，用於公共事业的开支。这样一来，土地投机將变得无利可图，因为你即便囤积再多的土地，也无法从地租中获利，反而要为此支付高昂的税收。这將迫使地主要么將土地投入使用，要么就將其放弃，从而让真正需要土地的人能够获得土地。同时，由於取消了对劳动和资本的税收，將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生產热情和创造力。”

    陈九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不是经济学家，听不懂那些复杂的理论。但他以一个实践者的敏锐直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思想最核心、也最致命的力量！

    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只收地主的租子！

    这不就是自己故土歷史上无数农民起义军梦寐以求的“均田地”理想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吗？

    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为他们当下的斗爭，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坚实的道德与法理基础！

    他们不再是一群仅仅为了保卫自己財產的“异族暴民”，他们是在为一种更崇高、更普世的“正义”而战！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那些投机商说：你们对这片土地的所谓“所有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你们没有为这片土地流过一滴汗，却妄图攫取它增值的全部果实，你们才是真正的强盗和寄生虫！

    “这个思想……”

    陈九的声音里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能行得通吗？”

    “我不知道。”斯特林坦诚地摇了摇头，“这太激进了，它触动的是这个国家最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但我知道，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种……或许能够將你的务实与我的理想，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他看著陈九，眼中充满了期待：“乔治先生的思想，没有否定私有財產。他承认个人通过劳动创造的財富神圣不可侵犯。这避免了新和谐村那种扼杀劳动积极性的弊端。但他又通过徵收地租的方式，实现了土地价值的社会共享，这又与欧文先生反对不劳而获、追求社会公平的理想不谋而合。”

    “陈，亨利·乔治先生，不仅仅是农场的一个客人。他可能是上帝派来，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人。他的思想，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座能够將我们这两条看似永不相交的道路，连接在一起的桥樑。”

    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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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升至半空，农场变得喧囂而忙碌。

    堤坝之上，陈九与斯特林的对话也渐渐接近尾声。

    斯特林拋出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秘密。

    “陈，我刚才说过，我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声，不代表我什么都没做。”

    斯特林整了整被风吹乱的衣领，

    “我確实没有给那些被偏见和利益蒙蔽了双眼的编辑写信。”

    斯特林继续说道，“但我一直在给我在美国东岸，甚至在英国的一些老朋友写信。我称之为……一场理想主义者的密谋。”

    “理想主义者？”

    陈九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是的，理想主义者。”

    斯特林的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

    “陈，你或许不知道，我的老师罗伯特·欧文先生，他的一生，不仅影响了像我这样一批追隨者，更与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都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繫。废奴主义者、妇女权利倡导者、教育改革家、工会运动的先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欧文先生的朋友，或者深受他思想的启发。”

    “而他的长子，我的朋友罗伯特·戴尔·欧文，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他在印第安纳州的议会，在美国的国会，都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他推动了已婚妇女財產法的通过，倡导建立免费的公共教育体系，甚至在美国內战期间，他写给林肯总统的信，都对《解放黑奴宣言》的最终出台，產生过重要的影响。通过他，我认识了一个由学者、官员、慈善家和开明商人组成的、遍布全美的关係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