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的银子，大举买入建昌铜矿的原始股，把股价拉高；

    股价高了，他手里的股票市值就涨了，再拿著这些虚高的股票去钱庄做押款，贷出更多的银子；

    贷出来的钱，一部分还给唐炯做孝敬，一部分继续炒作其他矿务公司，比如平泉铜矿、池州煤矿。”

    陈阿福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以地押银，以银炒股，以股套银……这就是个连环扣。只要股价在涨，这就是个无穷无尽的金库。可一旦股价跌了……”

    “一旦跌了，就是万劫不復。”

    苏文补充道，“徐润现在就像个锦衣夜行的醉汉。他名下的几千亩地皮，那是实的；但他手里握著的十几家矿务局的股票，除了开平煤矿有点真东西，剩下的全是像建昌铜矿这样的废纸！”

    “那郑观应呢？”陈阿福看向那个名字，“他可是著书立言的人，也跟著瞎胡闹？”

    “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

    苏文嘆了口气，眼神落在郑观应三个字上，“郑先生是这齣戏里的招牌。

    唐炯和徐润都知道，光靠官威和赌性，骗不了那些谨慎的绅商。他们需要一个正人君子，一个真正懂洋务、有名望的人来背书。

    郑观应就是这个吉祥物。他被掛名为协办，甚至还在招股章程上签了字。

    百姓们不懂矿，但他们信郑观应和徐润这两个名字。他们觉得，既然连写书劝世的郑先生都入股了，这矿肯定错不了。”

    “林致远在笔记里提到。郑先生恐怕连四川都没去过，就被唐炯的实业救国大义给忽悠了，稀里糊涂地借出了自己的名声，成了帮凶。”

    “或者…更糟的是，他也是帮凶之一。”

    陈阿福沉默了良久，看著满桌狼藉的证据，突然感到一阵荒谬。

    “苏文，你说……”

    陈阿福站起身，感嘆一句。

    “这哪里是在办洋务？这分明是在吃人。

    唐炯为了官位吃，徐润为了暴利吃，底下的买办、掮客为了佣金吃。

    最后被吃得骨头都不剩的，是那些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买股票的升斗小民，是那些死在凉山瘴气里的苦力。”

    “而且，”陈阿福死死盯著窗外的黄浦江，“这个局，恐怕远不止他们三个。”

    “少爷英明。”

    苏文翻开笔记的最后一部分，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字跡因为书写时的颤抖而显得扭曲：

    “这才是林致远真正被追杀的原因。他不仅查了矿，还查了帐——上海滩的烂帐。”

    苏文的声音变得快速，

    “在这张大网里，涉足的官员何止唐炯一人？

    两江总督衙门的文案、上海道台的师爷、甚至连李鸿章北洋幕府里的几位支应，都在这支股票里有乾股！

    他们不需要出钱，只要在衙门里给唐炯的奏摺盖个章，给徐润的贷款批条子，就能拿到分红。

    这叫雅贿，叫分润。”

    “再看买办圈。”

    苏文指著名单上的洋文名字，“滙丰、怡和、太古……这些洋行的华人大班，哪个手里没捏著几百股建昌铜矿？

    他们明知道这矿有问题，但他们不在乎。

    他们利用洋行掌握的银根，配合徐润控制市面上的拆息。

    今天银根松，股价涨，他们出货；明天银根紧，股价跌，他们抄底。

    他们吃的是波段，是利差。至於最后那矿能不能挖出铜，跟他们有什么关係？反正洋人的银行有治外法权，大清的律法管不到他们头上。”

    “还有钱庄。”

    苏文冷笑，“阜康、正元、源丰润……这七十多家大大小小的钱庄，现在已经疯了。

    以前钱庄放贷看人品、看实物。现在？

    只要你拿著一张印著铜矿俩字的纸片进去，哪怕那纸上的墨还没干，钱庄伙计都敢给你七成的抵押款！

    为什么？因为钱庄老板自己也在炒！他们拿著储户的银子，去接徐润拋出来的盘，幻想著明天能涨到天上去！”

    苏文將那份名单重重地拍在桌上，震起了一蓬微尘：

    “这早不是一个矿的问题。

    这是整个上海滩，从官场到商场，从洋行到钱庄，全都烂透了，把全上海的老百姓都当成了猪宰。

    现在的上海，就像个吸饱了鸦片的癮君子，面色红润，精神亢奋，觉得自己力大无穷。

    徐润之流，正在把大清国这三十年洋务运动积攒下来的那点家底，全部透支在这个巨大的赌场里！”

    陈阿福重新坐回椅子上，手指轻轻抚摸著那份带血的笔记。

    “林致远是个好人。”

    陈阿福的声音有些沙哑，“或许他以为把这些公布出去，就能叫醒世人，就能让朝廷查办贪官，就能让百姓止损。”

    “可惜，他是个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