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同將那柄跟了自己多年的凤矩剑从墙上摘下。

    近来他愈发觉得坐不住，又想出门了。

    这柄剑七年前在甘肃任所时，父亲谭继洵的老亲兵赠他的。

    剑出鞘三寸，寒光映著窗纸，僕人罗升在外间打了个寒噤。

    他心里清楚，这些年跟著少爷走南闯北，见过了太多，大飢人相食，马匪横行，乱兵遍野，都是靠这柄凤矩闯过来的。

    从12岁公子就出远门，18岁后更是仗剑万余里，足跡遍布直隶、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十余省。

    “少爷，又要走？”

    谭嗣同不答，只將《离骚》塞进行囊，又捡点了几块银饼。

    昨夜心血来潮，案头摊著新写的诗稿——“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夜读《船山遗书》至三更，胸中块垒难浇，索性研墨写下的残句。

    实在耐著性子等到天亮，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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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是灰色的。

    衙门的旗杆、司门口的牌坊、长街上茶役肩上搭的手巾，全是灰扑扑的。

    谭嗣同討厌这灰色，更討厌候补道们递手本时那种灰扑扑的脸色。

    父亲命他纳资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他却迟迟不肯去赴任——那些佐杂人员聚在茶馆里吹嘘“宪眷”，拿京中密闻当茶钱，他看一眼都脏了眼睛。

    “少爷天天说仗剑走天涯”，罗升咕噥著收拾行李，“天涯在哪儿？”

    谭嗣同笑了笑：“走到哪儿算哪儿。”

    一方面，他是抗拒官场，一方面，確实也是想找一条路。

    新的路。

    他回了一趟武昌，父亲从甘肃转到武昌任职，待了几天，又想走。

    到了汉口码头，船是码头上常见的“鸭梢船”，后梢低矮如鸭尾，载客二十来人。

    谭嗣同站在船头看解缆，缆绳一松，武昌城便像退潮的礁石般慢慢沉下去。

    同舱的是个收帐的徽州商人，约莫四十出头，穿著一件半旧的藕色绸衫，袖口挽得齐整，就是话有点多，絮絮叨叨的。

    船行过一阵，江面愈宽。

    那徽州商人吸完了袋水烟，正用一小块绒布细细地擦著白铜菸袋上的烟渍，眼神却有些发直，盯著舱外浑黄的江水发愣。

    “谭公子，”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先前低沉了些，“刚才咱们聊那武昌城的活气儿。依我看，如今这江上的买卖，才是真的活见了鬼。”

    谭嗣同正翻著隨身带的书，闻言抬起头来，等著他的下文。

    商人把擦净的菸袋搁在膝头，嘆了口气：“我这次出来收帐，走了三个地方，湖州、苏州、上海。往年这时候，手里早捏著一叠庄票，心里也踏实。今年？嘿，连回徽州老家的船钱，都快算计著花了。”

    他顿了顿，忽然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你听说前些年胡雪岩跟洋人斗法的事了吧？外头人都说他胜了，大败洋行威风，连钱庄的伙计都跟著耀武扬威的。

    可我们徽州商帮里头，有消息灵通的老人说，其实胡雪岩没贏——或者说，里子败了，可他想干成的那件事，到底还是让另一拨人干成了。”

    谭嗣同心念一动，合上书：“愿闻其详。”

    “旗昌洋行，你总晓得吧？美国人的。”

    商人用菸袋桿在舱板上画了个圈，“那洋行老早就在上海开了机器繅丝厂，可一直收不到顶好的茧子——乡下人信不过机器做的丝，总觉得自己土法縕出来的才是正经货。

    后来他们学精了，不跟胡雪岩硬斗了，反倒找了个华人开的银行，合伙。那银行，据说背后是南洋帮的大佬，手眼通天。”

    “还有人说，就是那位，金山九你总该知道吧。

    那位虎踞洋外的大爷给胡雪岩设的局，连皮带骨给他吞了。还有人说，那阜康钱庄，如今早都换了姓。”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钦佩，又像是畏惧：

    “他们不爭一时的价格。他们只做一件事：每年新茧上市之前，放出风去，有多少收多少，现银交易，不拖不欠。价钱比我们这些跑单帮的给得高，还稳当。养蚕的人家哪个不动心？到了第二年，最好的那批茧子——就是太湖边上、南潯那一带出的莲心种，七八个蚕茧才能繅出一两上等丝的——十成里倒有七八成，直接拉去了他们的丝厂。

    剩下的，才是我们这些土丝行能挑的。”

    “那……土丝行怎么办？”谭嗣同问。

    商人苦笑：“土丝行？土丝行收不到好茧子，就只能收次等的。次等的，机器厂看不上，可我们卖给谁？

    卖给那些老派的织户，织些粗绸，卖个辛苦钱。

    可那些织户也快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