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织出来的绸，样子老旧，价钱还贵；人家机器厂出的丝，匀净，光洁，织出来的绸软得像缎子，价钱还便宜。

    城里头的太太小姐，谁还穿土绸？谭公子，你是读书人，该知道现在市面上最时兴的料子，都是人家自己的机器厂產的，不仅卖给美国人，还卖到上海，卖到南洋去，那都是人家的。”

    他说著，从怀里摸出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申报》，这回没有打开，只是拍了拍，语气里多了几分萧索：

    “你看这报纸上，天天登什么湖丝跌价、丝业凋敝。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人家手里的机器丝，价钱年年涨！去年一包上等厂丝，行情折合银子早就超四百两了。可我们手里这些土丝，二百两都没人要。”

    “怎么会差这么多？”谭嗣同有些不解。

    “因为人家洋人的织绸厂，只认机器丝。”

    商人把报纸小心地收回去，声音低沉，“同样的茧子，土法繅出来，粗细不匀，还得人工再捻再炼；机器繅出来，一出来就是上等货，直接上织机。我们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到了人家机器跟前，竟成了劣等货。”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不甘，也有一丝认命：

    “所以现在跑丝行的人，分了两拨。一拨像我们这样的，还在乡下收土丝，卖给老派的行庄，生意越来越淡，一年不如一年。

    另一拨，脑筋活络的，乾脆投到胡雪岩的阜康那边去了——给机器厂跑腿，收茧子，赚个辛苦佣金。

    可那还是我们徽商的路数吗？我们祖上几辈子，是靠著识货、懂行、讲信用，在茶和丝上头立住脚跟的。

    如今呢？货是机器定的价，行是人家占的盘，我们这些人，倒成了给人家跑腿的了。”

    “这满大清的丝业，叫胡雪岩背后那个南洋帮吃干抹净，连洋行都恨得牙痒痒，我们这些做土丝的又能有什么办法？前两年，还有人找上海的帮派使绊子，没想到自己倒叫人烧了家，谁还敢？”

    他重新点燃纸媒子，凑近水菸袋，“咕嚕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那声音里带著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谭嗣同默然良久，

    “照你这么说，”

    他缓缓开口，“胡雪岩当年想做的事——把丝价抬起来，不让洋人压榨。如今反倒让那银行和旗昌做成了？”

    “做成了？算是做成了吧。”

    “不止是丝，人家现在连茶都盯上了！”

    商人苦笑，“可那做成的，是他们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厂，是南洋帮银號的银子，不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意。

    价钱是高了，可那高出来的钱，进了谁的口袋？

    上海的机器厂，南洋的机器厂，还有帮他们收茧子的阜康。最后呢，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安南，台湾搞洋务去了。我们这些跑了几十年丝的老帮子，反倒成了多余的人。”

    他望著渐渐远去的江岸，忽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谭公子，你看这江水，年年这么流，可船已经不是当年的船了。我们徽商，在这条江上跑了三百年，如今怕是要靠岸了。”

    船行至九江，码头上人声嘈杂。那商人拎起他的藤条箱，准备下船。临別时，他回头对谭嗣同拱了拱手：

    “公子保重。下回再走这条水路，兴许就听不到我这样的人絮叨了——絮叨也没用了，这以后的事，都在能做洋务，能打洋行的人手上了。”

    “总归，没落到洋人手里就好。

    后会有期！”

    说完，他瘦削的身影消失在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里。

    谭嗣同立在船头，望著九江城外连绵的青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惘然。

    机器、洋行、银號、电报……这些陌生的字眼，正在编织一张看不见的网，而这网上的每一根丝，都连著千万户养蚕人家的生计，连著像刚才那位商人一样奔波半生的营生。

    机器轰隆隆，铁甲舰纵横江海，而他走遍大清，这一乡一县，还有多少人靠著传统手艺討生活？

    船又开了，向下游而去。

    前方是芜湖，是上海，是那个机器声隆隆的、陌生的新世界。

    谭嗣同摩挲著剑鞘上的刻字。

    去年去北京时，刘人熙先生专门赠他一句座右铭：“横民以法，横议以理”——先生专治船山学，教他不要只做吟风弄月的文人，要从荆公、船山那里寻经世致用的真学问。

    是要变了…..

    或许说，早就变了........

    ——————————

    天黑了，江风渐冷。

    夜里谭嗣同睡不著，披衣出舱，见江月大如笆斗，照得水面万点碎银。

    船尾艄公的儿子在哼小调，调子拖得长长的，

    “怀胎正月正，奴家不知音，少年怀胎不知假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