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仙，你是个会说话的人。难怪关景良的父母不让他跟你来往，怕他把儿子带坏了。”

    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父亲关元昌是牙医。

    孙中山也笑了：“关景良是个好人，可惜父母管得太紧。他不来也好，省得连累他。”

    “连累？”杨鹤龄大声道，“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要连累人的。怕连累，就不做了？”

    “做！”陈少白一拍桌子，“我第一个跟你做！要我做什么？”

    “你先读书。”孙中山说，“把书读好，把英文学好，將来有用。”

    “读书？”陈少白瞪大眼睛，“我读得还不够多？我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又在西医书院读了一年，还要读？”

    “要读。”孙中山说，“我们要造一个新中国，就要有新知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都要学。日本人已经在学了，他们学得比我们快，將来会比我们强。我们不学，就只有挨打的份。”

    尢列给自己斟了一杯茶，茶叶是上等的龙井，是他从广州专程带来的。

    他的生活方式与在座几人截然不同——早晨的漱口水要用鲜莲子熬成汤，凉到温度合適才用；衣裳要穿最讲究的面料，喝茶要喝最讲究的茶。但他偏偏和这些谈造反的人搅在一起，偏偏愿意听孙中山说那些杀头的话。

    “逸仙，之前我託了堂里的大哥给你递信，有回信没有？”

    孙中山点了点头，隨后又苦涩地笑了笑。

    “陈先生也是一个意思，让我先把书读完。”

    尢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几人又聊了一会，话题总是不自觉地偏移，

    “我经常想，凭什么一个人只是活著，就要给人磕头？凭什么一个人只是种田，就要饿死？凭什么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可以坐在家里收租，可以当官作威作福，可以骑在百姓头上？”

    “后来我在广州读书，看见官府抓人，抓的是几个偷东西的孩子。那几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偷的不过是几个馒头。可官老爷不管这些，把他们抓去，打板子，关起来。他们出来的时候，腿已经断了。”

    孙中山的声音很平静，

    “英国人的报纸可以骂自家的皇帝，可我们的皇帝呢？我们的皇帝在紫禁城里，看不见百姓，听不见百姓，也不在乎百姓。”

    他看著三位挚友。

    “这香港，有自来水，有煤气灯，有医院，有学校。洋人犯了法，也要上法庭。我们那里呢？县太爷一句话，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交了钱就放人，交不起钱就关到死。

    这不是船坚炮利的事。这是制度的事。”

    陈少白眼睛一亮：“制度？”

    “对。制度。”孙中山说，“医学院也教法律，英国的法律——当然，是英国人写的，里子肯定偏袒英国人。可它有规矩，不管是好的规矩还是坏的规矩，老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规矩，或者说有规矩也形同废纸，老百姓就只能猜——猜官老爷今天高兴不高兴，猜今天会不会被抓去打板子。

    猜了几百年，猜成了什么？猜成了奴才。”

    “我们的同胞啊……..被教训了二百多年，忘了怎么当人。”

    陈少白心里发闷，主动撇开了话题，问道：“逸仙，你之前说日本人学西洋学得很快？”

    孙中山想了想：“我听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时，才十五岁。可他们有一批人——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这些人——去欧美考察了两年，回来就改革。废藩置县，学西洋制度；办工厂，学西洋技术；开学堂，学西洋学问。二十年，就起来了。”

    “二十年。”陈少白喃喃道。

    “我们呢？”孙中山说，“我们六十年代就开始办洋务，办到现在三十年，办成了什么？办了几个工厂，买了几条船。可制度没变，朝廷没变，百姓没变。”

    他顿了顿，声音里有一丝疲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不可谓不尽力。可他们办洋务，是给朝廷办，不是给百姓办。船造出来，是朝廷的船；枪造出来，是朝廷的枪。百姓呢？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日本今年闹经济危机，听说各项生意被抢了不少，国內日子很难过。可他们照样在办工厂，在造兵舰，举国借债。天皇说话，百姓听；官府办事，百姓信。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北洋水师看起来风光，可那钱是哪来的？是借洋人的，是收厘金的。

    借的钱要还，收的税要交。百姓一边交税养兵，一边被洋人欺负。这兵，养出来给谁用？

    人家的兵，是国家养的。我们的兵，是官老爷养的。国家养兵，兵为国家死；官老爷养兵，兵为官老爷死。可官老爷太多了，有大有小，有满有汉，兵不知道该为谁死，索性就不死了，跑就是了。

    “我近来在算一笔帐。”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