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想了想：“当兵吃粮？”

    “嗯，只当兵，不做別的。”

    孙中山说，“朝廷规定，旗人除了当兵当差，不准务农，不准经商，不准做工。他们的房子是朝廷盖的，粮食是朝廷发的，餉银是朝廷给的。一家几口，全靠一个人的兵餉养活。”

    “这看起来是优待，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一来，旗人就离不开朝廷了。他们没有自己的產业，没有自己的生计，离开朝廷的餉银，一天都活不下去。他们只能死心塌地跟著朝廷，替朝廷看著汉人。”

    尢列缓缓点头：“我在洪门时，听过一句话：八旗是朝廷养的狗。这话虽粗，理却不粗。狗要听话，就得让它饿不著，也饿不死——饿不著，它才肯卖命；饿不死，它才不敢跑。”

    “尤兄这话通透。”

    孙中山说，“可这狗，不光要养，还要圈。旗人也不能隨便离开满城，出城要告假，远出要註册，逾期不归就按逃旗论处。他们被圈在城里，汉人被圈在城外，各过各的，各活各的。”

    “你们看这香港，洋人管著，可华洋之间，没有这样的墙。洋人可以住在半山，华人可以住在山下，中间没有墙，只有路。可我们那里，有墙。有形的墙，无形的墙，把人和人隔开。”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分其民，就是让你没法知道——原来別人也跟我一样苦，原来別人也想反抗。”

    孙中山转头看他，“没错，让你以为，你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让你以为，这天下就你一个人在受苦。让你以为，那些旗人是天生的主子，你是天生的奴才。”

    “这报纸上还写了。”他说，“写的是朝廷这两百多年，怎么对付读书人。”

    他翻开內页，指著上面的文字。

    “顺治朝开始，就有文字狱。第一个倒霉的，是个叫函可的和尚，因为写了一本《变记》，被流放瀋阳，死在关外。康熙朝，庄氏《明史》案，七十多人被杀，家属流放。《南山集》案，戴名世被砍头，几百人受牵连。”

    他抬起头。

    “这些案子，都是什么罪名？不是谋反，不是叛逆，是写书。写明朝的事，写前朝的人，写不该写的字，说不敢说的话。”

    杨鹤龄皱眉：“就因为写几个字，就杀人？”

    “杀人？”孙中山冷笑一声，“庄氏《明史》案，死了七十多人。吕留良案，吕留良已经死了，还要把尸体挖出来，銼骨扬灰。他的儿子、学生，全部处斩。他的书，全部烧掉。”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沉下去：

    “这不是杀人，这是诛心。”

    尢列端起茶杯，却没有喝。

    他看著杯中浮沉的茶叶，缓缓道：“我在上海洪帮，听老人说过，雍正年间有个案子，叫『维民所止』。考官出的考题，被说是『雍正去头』，考官当场被砍了脑袋。”

    孙中山说，“哼，你要写诗，他挑你的字眼；你要著书，他翻你的典故；你要说话，他听你的音声。你永远不知道，哪句话会要你的命。”

    他在室內踱了几步。

    “可最厉害的不是杀人，是烧书。”

    “乾隆朝，朝廷以修《四库全书》为名，向全国徵集书籍。说是徵求，实则是审查。凡是涉及满清入关的，烧；凡是记载清军屠城的，烧；凡是主张华夷之辨的，烧；凡是用了不该用的字的，烧。”

    他停下脚步，看著三人。

    “烧了多少，没有確数，但报纸上写著，估计至少十几万种书，从此人间绝跡。有些书，只剩下书名，內容再也找不到了。”

    杨鹤龄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万种……”

    孙中山说，“几千年的书，烧了十几年。烧完之后，你再看天下，乾乾净净，一片太平。可那是真的太平吗？那是被清空的太平。”

    “还有更厉害的。”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朝廷自己编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是朝廷修的。修书的时候，刪什么，留什么，改什么，全是朝廷说了算。你后来读的书，都是被朝廷洗过的书。”

    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控制科举。八股取士，四书五经，几千年的智慧，最后就剩下几本经书、几篇范文。你读什么，朝廷定；你写什么，朝廷判；你中不中举，朝廷说了算。天下的读书人，一辈子就琢磨那几本书、那几篇文，哪有功夫去想別的？”

    尢列嘆了口气：“愚其民……..不让你知道真相，不让你读真书，不让你想真事。久而久之，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孙中山摇了摇头，“可这还不够。还有第三件：弱其民。”

    “我读了报纸，方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见了官要跪。”

    “从顺治朝开始，朝廷就定了一条规矩——官民相见，必须跪拜。”

    孙中山说，“这不是古礼，是大清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