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下来就被告知你是贱民，你得守规矩才能不挨打，才能有口饭吃的人，他最相信的是什么？”

    陈少白沉默。

    “他最相信的是：我就是贱民，我就是短命鬼，我得在有限的日子里，儘量让自己活下来。”

    孙中山说，“这就是两百多年的日子熬出来的东西。你告诉他，你可以不做奴才，可以站起来，可以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说了算。他信吗？他不信。他会想：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骗我的。如果我信了，我会被打得更惨，或者，我会死。”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群等著被救的人，是一群被伤透了心的人。他们的心，被伤了两百多年。”

    “英国人有议会，有报纸，有规矩。可他们这些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打了多少年仗？杀了多少个国王？流了多少血？《大宪章》是1215年签的，到现在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英国人为什么有船坚炮利？因为他们有钱。为什么他们有钱？因为他们有工厂。为什么他们有工厂？因为他们有科学。为什么他们有科学？因为他们有大学。为什么他们有大学？因为他们有人肯想、肯写、肯说。”

    “这些东西，同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三百年前，有一批人，在荷兰、在英国、在法国，开始想问题。他们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国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想了，写了，说了。然后，世界就变了。”

    “美国人更短些，从独立到现在，才一百来年。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独立宣言》，有《联邦论》，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这些人。这些人，用脑子想，用笔写，用嘴说，把道理讲明白了，老百姓才信。”

    “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四书》《五经》，有孔孟程朱，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可这些人，讲的是忠君，讲的是爱民，讲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从来没想过，可以让民自己知之。”

    “所以我说，奴才不是天生的。是两百多年的朝廷，用律例、用刀枪、用板子、用租税、用高利贷、用飢饿、用恐惧，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把人心磨成奴才的。磨到最后，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来是可以站著的。”

    孙中山摇了摇头，“我们这些人，读了书，见了世面，会算帐。可百姓不会。他们识字的不多，见过世面的更少。你跟他说平等，他听不懂。你跟他说自由，他听不懂。你跟他说民主，他更听不懂。”

    “可你跟他说——这地是你种的，收成就该归你，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官是你养的，他就该替你办事，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朝廷是你交税养活的，凭什么骑在你头上，他听得懂。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说。”

    “或许吧，但听得懂不代表信得过。”

    ”那位九爷杀了多少人才建立起今天的威信？他也不是光靠嘴说的，他的公报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识字吗？不识字，可我识字，读书人识字，士绅识字。”

    “我们中国人，不笨，不懒，不蠢。我们只是两百多年，没人敢想，没人敢写，没人敢说。敢想的，被杀了头。敢写的，被烧了书。敢说的，被割了舌头。杀了两百多年，终於没人敢想了。”

    他目光灼灼，从怀里掏出一份《公报》

    “这是最新一期的报纸，那位九爷的手笔，我看完了之后泪流满面，几不可信。

    这报纸上说，这两百多年，朝廷做的事，可以归结为九个字——分其民，愚其民，弱其民。”

    “你们可知道，江寧城里有一座城？”孙中山问。

    杨鹤龄一怔：“江寧？你是说南京？”

    “是，南京。”孙中山说，“我有个同学是江寧人。他告诉我，江寧城东，有一座满城，里面住的都是旗人，汉人不得入內。那座城有多大？占了江寧城近一半的地方。”

    “这不是南京一处的做法。西安有，杭州有，广州有，荆州有，成都有——全国各要地，都有这样的城中之城。”

    尢列沉吟道：“我在北方游歷时，见过西安的满城。占了西安城四成多的地面，周围八千多丈的城墙，里面驻著两万多旗兵旗民。那城门有兵把守，汉人进去要盘查，出来也要盘查。”

    孙中山说，“这就是朝廷的第一道法度——旗民分治。”

    “旗民不交產，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

    “这是大清律里写著的。”他指著报纸上那行字，“旗人的地，不能卖给汉人；旗人的女儿，不能嫁给汉人；旗人犯了法，不归地方官管，由专门的『理事同知』审理。汉人打了旗人，罪加一等；旗人打了汉人，罚酒三杯。”

    陈少白冷笑一声：“我看了那篇报导，这就是分其民——把人和人隔开，让你没法抱团。”

    孙中山继续说，“旗人靠什么活著？”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