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只能靠新加坡和香港补给，现在，多了四个选择——但这四个选择，全在他的手里。”

    骆克接口道：“而且他的船队掛的不是任何列强的旗，是他自己的旗。

    去年一年，他的船队承运了对华的大米贸易的百分之四十，基隆的煤炭贸易抢了横滨至少一半的市场，还有茶叶和生丝，数字更加夸张。这些都是滙丰银行统计的。”

    史釗活哼了一声：“所以滙丰还在给他放贷？”

    “滙丰在试探，”骆克说，“標准程序：先给短期贸易贷款，看看还款能力；再给设备採购贷款，看看抵押物；最后才是长期投资，看看政治风险。滙丰还在第二步，他们也在犹豫。”

    甘迺迪上校转回身来：“政治风险？先生们，他的政治风险，恰恰是我们最应该討论的。我听到有人说——而且说这话的，不止一个人，陈兆荣活不了几年了。”

    他看向德辅：“总督阁下，您应该知道那个传闻。”

    德辅缓缓点头：“是有个说法。他在新加坡被关押时，安排了一位英国医生强制给他看过病，那位医生回来后说，陈兆荣的內臟有问题，活不过五年。后来这个说法传开了，传到了我们耳朵里。”

    “五年？他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那我们就该指望这个？”

    甘迺迪的声音带著嘲讽，“指望老天爷帮我们收场？”

    骆克摇头：“指望他死，是最蠢的策略。因为就算他死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会消失。军校还在，船厂还在，枪炮厂还在。

    他办的哪些学校，振华学营，海军学校，马上又有一批学生就要毕业了。

    那里面教的不是四书五经，是几何、化学、航海术、枪炮学。这些人就算不当兵，去当商人、当工匠、当帐房先生，也足以改变南洋华人社会的底色。就这，我还没统计，现在南中国海，到底有多少他们办的义学。”

    他从文件里又抽出一张纸：“这是从內部文件里抄出来的，关於他们的办学宗旨——使南洋之华人，无论贫富，皆得受实用之学。学成之后，或从事实业，或效力军旅，或服务乡梓，皆能自食其力，不受外人欺凌。”

    史釗活轻蔑地笑了笑：“听起来像是传教士的论调，只不过传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强。”

    “传教士没有军队，他有。”甘迺迪冷冷地说，“而且他的军队，打贏了法国人和荷兰人。”

    这句话让房间里的空气又凝重了几分。

    一直坐在角落沉默的辅政司署法律顾问亨利·端纳，这时终於开口。他是房间里最年轻的，刚从伦敦调来不到半年，

    “先生们，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陈兆荣的政权，从国际法上讲，到底是什么？”

    他看著眾人的反应，继续说下去：“兰芳公司——那是他最早的地盘，但兰芳当年向清朝进过贡，清朝皇帝虽然没正式承认，但也没禁止。现在他把兰芳在几国的监督下改成了自由贸易区，这个名称本身就没有国家法理。

    安南是中国的藩属，他打跑了法国人，明面上对清廷称臣，但其他国家承认吗？也不承认。”

    “所以？”史釗活问。

    “所以，他现在统治下的所有地方，从国际法上讲，都处於一种主权未定的状態。甚至，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咱们的同僚，乐观主义者，称他的政权是海盗和买办政权，他永远是做代理，自己出口的东西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轻加工產品和原材料，不值一提，无非是靠著德国和咱们英国的军舰，以及咱们的军官才打贏的战爭。”

    端纳接著说，“那他陈兆荣是谁？是殖民者？是地方军阀？是商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骆克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的政权没有法理基础？”

    “不是没有，”

    端纳摇头，“是没有被现有国际秩序承认的法理基础。这两者有本质区別。比如说，他如果以兰芳共和国的名义，或者安南共和国的名义跟英国籤条约，我们签不签？

    签了，就等於承认他是一个主权实体；不签，就只能维持目前这种事实上的合作，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我们当然不会签。”史釗活断然说，“签了，就等於告诉荷兰人和法国人：我们在背后捅你们刀子。伦敦绝不会冒这个风险。”

    “但如果不签，”端纳说，“他的政权就永远处於灰色地带。今天我们可以跟他做生意，明天局势一变，就可以用他没有缔约权为理由，没收他的船只，查封他的货物。这正是我们对付那些半独立土邦的惯用手法。”

    德辅点点头：“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受制於人。”

    “不一定。”骆克突然开口，声音里带著一丝罕见的认真。

    所有人都看向他。

    骆克拿起那张报纸的翻译稿，指著其中一段：

    “他的报纸上，最近开始连载一个系列文章，题目叫《论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