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尊严，从来是拴在一根绳上的。”

    梁启超从上海买来的那叠《公报》里抬起头，今天他还没怎么说话。

    “復生兄，”梁启超开口，“你说的没错，枪炮和钱，是底气。可我想问一句：底气有了之后呢？”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普法战纪》，王韜辑译。

    “我在上海租界，除了看那两条街，还想明白了一件事。”

    梁启超翻开书页，“德国人为什么能打败法国人？不是因为克虏伯炮比法国炮粗，是因为德国有俾斯麦，有威廉一世，有几十个邦国合成的一个帝国。他们有国家的魂，有民眾的意志。”

    “我们几个人的想法尚且无法达成一致，福建、广东各县之间说话都一样，又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呢？”

    谭嗣同微微一怔。

    “復生兄方才说站的地方。”梁启超的目光变得灼灼，“那位九爷给百姓站的地方，是他用炮舰圈出来的一块地。可这块地之外呢？四万万同胞还跪著。九爷的势力在安南、在台湾、在马尾，可他进两广了吗？进湖广了吗？进直隶了吗？”

    “这才是我等来这里的目的和意义！”

    他把《普法战纪》轻轻放回书架。

    “我想的是：如果只是靠几条船、几座厂，就能救中国，那洋务派早就让中国富强了。为什么不行？”

    梁启超的声音沉下去，“康先生告诉我，要有教！不是洋人的宗教，是我们自己的孔教。把四万万人重新教成中国人，让朝廷知道变，让皇上知道变，让士大夫知道变。大家都想到一起去，思想变了，船和炮才有用。”

    “变？”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冷笑一声，“康长素那张托古改制的方子，我见过。他在万木草堂讲《新学偽经考》，讲《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变法家。

    卓如兄，我问你，就算皇上信了这一套，下了詔书变了法——那些满族亲贵怎么办？靠科举吃饭的读书人怎么办？那些占了全国良田的地主怎么办？他们能让皇上安安稳稳地变下去？”

    “这些人真能想到一起去？”

    “所以你主张杀？”梁启超反问。

    那人沉默片刻，掐灭了手里的纸媒，声音平静得有些嚇人。

    “杀！”

    他说，“逸仙方才说的，復生说的，卓如你说的，我都感觉有道理。

    可满清入关两百多年，杀得汉人够不够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的是谁？文字狱，禁海令，圈地令，磨的是谁？这么多年，你们的手段要多久，能打动多少人？

    依我看，要下猛药！”

    “我在美国读书，看过什么进化论，什么民约论，都好。可回到国內，对著那些吃人的旗人，你跟他讲这些？他会听吗？”

    “我是南洋洪门中人，从美国读书回来，见过太多人。有读书人，有农夫，有矿工，有商贩。他们不识字，不懂什么孔教、什么西学。

    可他们知道一件事，能想到一起去——这朝廷不是他们的！

    他们拜的是关公，是宗祠，信的是血脉、是义气，喊的是反清復明。这復明也许是假的，可这口气是真的。”

    “在內地，你分得了地吗？你一动地主的田，士绅就跟你玩命。所以，內地的路，跟洋外的路，不一样。內地要流血。不杀出一条血路，什么教化、什么骨气、都是空的。”

    “你方才说，內地要流血。”

    孙中山开口，“流谁的血？百姓的血，还是我们的血？要死多少人，杀多少人？杀了人，血海沉浮之后呢？谁来种地，谁来织布，谁来给孩子教书？”

    “九爷在南洋，也杀过人。他杀的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殖民者，杀的是那些霸占矿山的工头，杀的是卖鸦片卖同胞的会党头目。可他杀完之后呢？他分了地，办了学，让那些矿工的孩子也能读书。他不是为了杀而杀。”

    “你是说我为杀而杀？”那人皱眉。

    “不。”孙中山摇了摇头，“我是说，杀，或许是一条路。可杀完之后，必须要有跟上的手段。”

    “我在西医书院读书，何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课，讲英国的《大宪章》。他说，八百年前，英国人也杀得血流成河，贵族砍国王，国王砍贵族。可他们杀来杀去，杀出几卷羊皮纸，把国王的权力关进了笼子。这才是本事。”

    “逸仙，你这是要效仿英国？”陈少白问。

    “不是效仿。”孙中山说，“是看明白一个道理：杀人不是目的，立规矩才是。九爷在南洋立的那些规矩——农会怎么分地，工厂怎么分红，学堂怎么招生，军队怎么议事——那都是他一条一条立出来的。他立的不是大清律，是能让百姓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的规矩。”

    “大清律没人在乎，百姓也看不懂，可这些规矩，百姓是死死记在心里了，是因为这些规矩是保护他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