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30日，上午十点二十分。

    人大东门外的“学缘”茶馆二楼，程立从一阵尖锐的耳鸣中醒来已有一个小时了。

    京都六月的阳光透过格窗，还是有点灼热。

    桌上那杯茉莉花茶还冒着热气——两块五一壶，是他这个农家子弟能给予的最大尊重，因为马上他要见能够改变他一生的人。

    他盯着自己放在桌面的双手。

    年轻，没有老年斑。

    看了看手腕上那块老牌手表，表蒙子上还有几道划痕。

    十点二十一分。

    离柳絮约定的时间，还有九分钟。

    回想上一世此刻，他坐在这里，内心满是屈辱和挣扎。

    一个农村娃的尊严让他无法接受“协议婚姻”这种近乎施舍的安排。

    哪怕对方是无数人仰望的柳家大小姐。

    所以他拒绝了。

    然后用了三十年时间证明，那可怜的自尊在现实面前多么不堪一击。

    “程立啊程立……”他低声念着自己的名字。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四十五岁那年，在县农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上，他亲眼看到那份亲子鉴定报告。

    养了十八年的儿子，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妻子王娟跪在地上哭说：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你把所有的时间全部扑到了工作上面。

    作为一个女人，我要的只是一个陪伴。

    六十岁，终于提了半级享受副处待遇退休。

    欢送会上，新来的局长不过三十出头，是市里某领导的侄子。

    酒杯碰过来时，那声“程老”叫得客气，眼神里却是藏不住的轻慢。

    六十三岁，母亲肺癌晚期。

    他掏空积蓄送母亲去省城治疗，却在医院走廊听见护士小声议论：

    “听说以前也是个干部呢，怎么连个单间都住不起……”

    最后一幕，是六十五岁生日那天。

    他一个人坐在老家院子里的枣树下，手里攥着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全镇第一个考上人大。

    风吹过来，纸已泛黄脆裂。

    然后就是胸口一阵绞痛。

    再睁眼，回到了这里。

    程立深深吸了口气，茉莉花茶的香气混杂着老茶馆的木料味，真实得让人想哭。

    他抬起手，用力掐了自己胳膊一下。

    疼。

    不是梦。

    “重生了……”他喃喃道，眼眶发热，却硬生生把泪憋了回去。

    三十年的官场沉浮，早已磨掉了轻易流泪的习惯。

    哪怕此刻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也只能是波澜不惊。

    他迅速整理思绪。

    今天的关键节点有三个：

    第一，十点半，柳絮会准时出现。她永远守时，这是世家子弟的教养。

    第二，她会提出协议婚姻。条件很简单：五年为期，名义夫妻，互不干涉私生活，她提供政治资源，他需要在必要场合扮演合格丈夫。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十二点前，他必须给出答复。因为下午柳家就要开始运作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婚姻状况会直接影响她能否进入核心部门。

    上一世，他纠结到十一点五十分，最终红着眼说：“柳学姐，对不起，我……我想靠自己。”

    柳絮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看了他十秒钟，然后起身离开。

    那身白色衬衫裙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成了他往后三十年午夜梦回时，反复咀嚼的遗憾。

    “这次不会了。”程立握紧了茶杯。

    十点二十五分。

    他开始在脑海中梳理优势：

    第一，先知。虽然细节记不全，但未来三十年我国发展的大势、几次重大政策转向、几次经济波动，他都有印象。这是最粗的金手指。

    第二，对柳絮的了解。上一世虽然后来没联系，但他一直关注着她的仕途。知道她三年后会去中央党校进修，知道她四十岁时遇到的那次重大政治危机，知道她五十岁后主政一方的风格……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为人民服务。

    这五个字在几十年后听起来有些口号，但对他来说，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他见过父亲为了一亩地的收成在田埂上愁白了头，见过母亲为了三块五的学费借遍全村，见过乡亲们因为一条路修不通，种的菜烂在地里。

    权力本身没有意义，但权力能做的事情，有意义。

    十点二十八分。

    楼梯传来脚步声。

    不疾不徐，每一步的间隔几乎一致。是柳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