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大姐的嘴唇抖了一下。眼泪又涌出来了，但这次她擦了。

    她用袖子使劲擦了一把脸。袖子很粗糙，擦在脸上大概有些疼，但她的动作很用力，像是要把这一年的眼泪一次性擦干净。然后她低下头，把布包打开。

    布包里装的是材料。叠得整整齐齐的材料，分门别类地用橡皮筋扎着。

    一摞是给公安局的，一摞是给检察院的，一摞是给法院的，还有一摞是律师帮她整理的法律意见书。

    每一份的边角都被翻了无数遍，纸张起了毛，有些地方折了痕，有些地方沾了不知道是什么的污渍。

    她从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抽出一叠材料，边角已经翻得起毛，封皮上写着“谢小为”三个字。

    字迹歪歪扭扭的，笔顺也不对，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一笔一划刻上去的。

    她双手把档案袋递过来。

    程立接过去。档案袋很轻，但他的手腕沉了一下。

    “肖大姐，你家住哪里？”

    “金竹山，老虎冲村。”

    “你留个地址给我。有消息了，我让人通知你。你不用隔几天就跑一趟。”

    肖大姐找刘大姐借了笔和纸，写了一个地址。她写字的时候手在抖，字歪歪扭扭的，但还能辨认——金竹山乡老虎冲村十三组。

    程立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不是随手一塞，是折整齐了放进去的。

    “肖大姐，你先回去。材料我看完，会立刻给你答复。”

    肖大姐站起来。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鞠躬。

    她站在程立面前，看了他很久。那个目光很复杂，像是在辨认什么东西。

    也许是在辨认这个人的话能不能信，也许是在辨认自己心里那簇快要灭掉的火苗还能不能再燃一次。

    然后她点了两下头。动作很轻，但很用力。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像是想回头——但终究没有。推开门，走了出去。

    暗红色的棉袄在门口闪了一下，被关上的门切断了。

    屋里安静了很久。

    窗外的风吹过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互相碰撞，发出干涩的声响。

    墙角那盆绿萝的影子落在窗台上，叶子耷拉着，像一只垂死的绿手。

    远处金竹山方向传来机器运转的轰鸣声，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渗上来的。

    刘大姐站在桌边，手里攥着那块旧毛巾，攥了又放开，放开了又攥上。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程书记，这个案子……真要查？”

    程立没有回答。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牛皮纸档案袋。边角磨损的地方，露出里面发黄的内页。

    封皮上“谢小为”三个字歪歪扭扭的，像是用很大的力气写上去的，每一个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处都有停顿的痕迹——那是一个不常写字的人，怕写错了，一笔一划描出来的。

    这袋材料从金竹山的老虎冲村出发，到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又回到一个老母亲的手里。然后又出发，到信访室，到刘大姐的桌上。现在到了他手里。

    这一路，走了快一年。

    “刘大姐。”他开口了，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她来了一年多？”

    “一年多了。”

    “就她一个人？”

    刘大姐沉默了一下。“不是。还有死者她妈妈林大姐。不过今天没来。她丈夫在广东工地上打工，家里就剩她一个人跑这个事，实在撑不住了才来找我们。”

    程立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死者她妈妈也来？”

    刘大姐避开他的目光，低头看着桌上摊开的登记本，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来。来得比肖大姐还早。

    每次都来，两个人有时候碰上，就在外面院子里吵。一个说‘你儿子杀了我女儿’，一个说‘我儿子是冤枉的’……”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一句话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然后就一起坐在长椅上，一人坐一头，都不说话。”

    程立没有说话。

    他把档案袋拿起来，放进了公文包。公文包的拉链拉上，发出细微而清脆的声响，在这个安静得过分的屋子里，像是什么东西落了锁。

    “查不查的，现在说还早。刘大姐，材料我先带回去看。有消息我再过来。”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的时候停了一下。

    “刘大姐。下周三那个征地补偿的事，你盯着。要是还推，告诉我。”

    刘大姐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程立推开门走了出去。

    冷风迎面扑来，带着煤灰和泥土的味道。冷江的秋天就是这个味道——煤的苦涩、土的腥气、机器的铁锈味混在一起，灌进肺里。

    院子里的老槐树又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