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审讯室的门重新打开。孙建国走进来，手里多了一份东西——一张复印件。

    他没有坐下，站在桌边，把那页纸放在林强面前。纸落在桌面上的声音很轻，但林强觉得那声音像有人在他耳边拍了一下桌子。

    “去年九月十七号，金竹山乡卫生院后面那条巷子，有人报警说夜里听到女人喊叫。出警记录上写的是‘未发现异常’。”

    孙建国停了一下，手指点在复印件上，“但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你从那条巷子里出来。”

    林强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脑子里嗡的一声。

    九月十七号。就是这个日子。那天晚上有人报警了——他根本不知道有人报过警。他以为那件事当晚就沉下去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可现在一份白纸黑字的出警记录摆在他面前，上面写着日期、地点、出警民警的签名。

    日期不是大概某月某天，是精确到年月日的九月十七号。

    这个精确度本身就是压力——说明对方不是在试探，是在一件一件地把证据链往回拼。

    那天晚上，在他不知道的时候，有一辆警车亮着灯去过那条巷子。这个念头让他的后背一阵发凉。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那天晚上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记得。那条巷子也不是他以为的那么黑。有人报警，有人出警，有人写了出警记录。

    他以为自己只要不开口，这些事就烂在黑暗里，但实际上每一件事都有记录，每一件事都在等着被翻出来。

    “你从那条巷子出来，走了多久才上车？”孙建国问。

    林强没回答。他在心里算——从巷子口走到停车的地方，大概三四分钟。

    可这个数字他说不出口，说出口就等于认了自己确实在那条巷子里。

    他已经在“没锁门”上栽过一次跟头了，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你那天穿的深色夹克，”孙建国没有等他回答，继续说，“左袖口的位置，有一块浅色痕迹，像是液体沾上去干掉的。”

    林强的左手不受控制地抽了一下。

    他赶紧把手按回膝盖上，但已经晚了。他自己都看到了那一抽，孙建国肯定也看到了。

    他的心跳砰砰砰地往太阳穴上撞，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在转：袖口，痕迹，袖口，痕迹。

    那件夹克左袖口上到底有没有痕迹？他从来没注意过。

    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年，袖口上蹭过什么都有可能——油渍、水渍、烟灰烫的小洞。

    他不敢说没有，但也不敢承认有。承认了就等于把那件夹克和那天晚上锁死了。

    可他的手刚才抽了那一下，等于已经替他承认了。一个对自己袖口没印象的人，不会听到“左袖口痕迹”就手抖。

    他拼命回想那件夹克的样子，可越想画面越糊。只记得是深色的，袖口那块完全是一片模糊，分不清是布料的颜色还是沾了什么东西。

    “我不记得了。”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不记得正常。”孙建国说。

    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很随意的一眼，像只是看看时间。

    “技术科那边正在比对袖口上的残留物，”他的语气仍然平缓，甚至带了一点例行公事的味道，“大约还有四十分钟出结果。”

    四十分钟。

    林强感觉到自己的后背正在一点一点地贴向椅背。动作很轻，像是怕被人看出来。但他的脊椎碰到冰凉的铁椅背时，浑身都僵住了。

    他的脑子在飞速地转——四十分钟。那个倒计时现在就挂在他头上，滴答滴答地走。

    他不知道那件夹克上到底有没有痕迹，也不知道技术科是不是真的在比对。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姓孙的在诈他。可他不敢赌。赌输了，就什么都没了。

    从现在开始，他回答的每一个问题，沉默的每一次时长，头顶都悬着一个四十分钟的钟。

    这四十分钟不是孙建国给他的期限，是他自己的心理期限。

    他必须在钟走完之前做出选择——是先开口争取主动，还是赌一把技术科什么都比对不出来。

    而后者意味着把所有主动权都交出去。

    “在那四十分钟里，”孙建国把出警记录复印件收起来，语气忽然像是想起了另一个不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聊聊别的事。去年的案子——你听过老虎冲吗？”

    林强觉得自己的后背已经完全贴在了椅背上，冰凉的铁透过外套往里渗。

    老虎冲。

    这两个字比赵秀兰的事更让他害怕。赵秀兰的事顶多是强奸，老虎冲是故意伤害，把人灌成那样。

    他知道孙建国不是“顺便”问的。这是设计好的——先用赵秀兰的事把他压得喘不过气，在心理防线最薄弱的时候再忽然转向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