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国后来想，那天他站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两分钟，但每一秒都比平时慢。

    他看着刘振国说话的时候，目光落在他手边那盏台灯上，没有直视他的脸。

    他周志国好歹在冷江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被人这么侮辱，并且还没办法反抗，这当中的屈辱谁能理解？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他说了一句：“那这个案子先放一放？”

    “你放就行了。”刘振国说，“不用管了，我让人来处理。”

    周志国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遇到一个科员跟他打招呼，他点头回应。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想起来——那份案卷留在刘振国桌上了。他没有回去拿。

    后来那个案子没有再往下走，伤亡家属拿了赔偿，没有再闹。

    案卷去了哪里，他没有问过。他当时觉得是正常工作交接，领导说了“我让人来处理”，他就不需要再过问了。

    此刻坐在纪委的谈话室里，那些事重新浮上来了。

    他忽然意识到，那不只是压了一个案子，那是刘振国从他手里拿走了一份记录。

    那份案卷上有他的签字，也有刘振国的批复。

    如果那份案卷还在，他就是经手人；如果那份案卷不在了，那就更没有痕迹了。

    刘振国从来没让他真正接触过这些事，他只是负责把卷宗送过去，然后就不再问了。

    事办完了，功劳是刘振国的。出事了，经手人是他周志国。

    这是一个完美的防火墙——刘振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把周志国暴露在最外面。

    “……发生过几次。”周志国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让我处理过一些涉矿的案子。每次都是他打电话叫我过去，当面交代。我按他说的办了。”

    “具体有哪几件？”

    周志国沉默了一会儿。他在想哪些事能说。如果说太多，可能会牵出更深层的东西，但他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只记得去年春天那件事，刘振国骂了他。

    那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那件事本身有多重要，是因为刘振国骂他的时候语气很重。

    不是普通的批评，是带着侮辱性质的训斥。

    “……有一次他因为一个涉矿案子的处理方式，当着办公室其他人的面说了我几句。”

    “说了什么？”

    “他说我在公安系统干了这么多年，连这种事都处理不好。”

    周志国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那次他说话不太好听。我当时没回嘴，点了点头就走了。”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自己要不要继续往下说，然后他开口了。

    “恒通贸易的事我也知道一些。有一次我去邓老虎办公室取一份文件，桌上摊着恒通贸易的注册材料，我看到法人那一栏，是刘振国家属的名字。”

    他抬起头，迎上了吴纪检的目光。这是他第一次直视对方。说出这个名字的这一刻，他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恐惧，是一种报复的快感。

    “我当时没有问，也没有提，取了文件就走了。但我知道那家公司是邓老虎的物流公司在用，挂的是刘振国家属的名。

    邓老虎跟刘振国之间怎么走账，我不清楚具体怎么操作，但我知道他们之间有往来。”

    吴纪检没有说话。记录员的笔尖在纸面上匀速移动，发出持续不断的沙沙声响。

    周志国说出了“刘振国”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说出去之后，他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

    他供出了刘振国，但没供韩明，这样他和家人的命保住了。

    至于刘振国——那些年刘振国在矿企里坐享其成，而他周志国在泥里摸爬滚打，是时候也有人坐在这间屋子里了。

    “除了刘振国，你还和什么人有直接联系吗？”

    吴纪检的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技巧。他没有问“还有谁”，他问的是“还有什么人有直接联系”。限定词是“直接”。

    这给了周志国一个台阶——他可以不说那些间接的联系，只需要说“没有直接联系”，就不算撒谎。

    周志国沉默了一下，然后用很稳的语气回答：“没有。除了他我没有和任何人直接联系。我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刘振国接收的。”

    这是实话。韩明确实没有直接跟他交代过任何事。韩明不需要直接跟他说——韩明只需要跟刘振国说，刘振国会去办。

    韩明的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每一层都是一个过滤器，每一层都能在出事的时候做一个缓冲。

    刘振国是周志国的缓冲，周志国是邓老虎的缓冲，邓老虎是他手下的缓冲。

    这条链条上最底层的执行者根本不知道最顶层在想什么，所以最顶层永远是安全的。

    他周志国能接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