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为被释放的那天，是个阴天。冷江的天压得很低，铅灰色的云层一动不动地罩在山顶上，像是整个冬天都没打算挪开。

    程立是在前一天晚上接到市看守所的电话的。对方说手续已经办完了，释放通知书已经签发，让家属第二天上午去接人。

    程立挂了电话之后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谢小为的案子从翻案到释放，走了将近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林强开了口，邓家父子被抓，周志国被带走，刘振国被调虎离山——这些名字一个一个从名单上被划掉，案子一层一层往上推，每一层都有人倒下。

    但这个案子最初的那个起点，那个被冤枉的大学生，还关在铁门里面。现在他终于要出来了。

    程立拨了肖大姐村里小卖部的号码，让老板帮忙传个话，说程书记明天上午来接她去接人。

    小卖部老板在电话里愣了一下，然后说“好好好，我马上去喊她”。

    程立能想象那个老板放下电话往肖大姐家跑的样子——老虎冲就那么大，谁家有什么事全村都知道。

    肖大姐上访的事，村里人从同情到麻木，从麻木到躲着走，这一年多她一个人在村口等车、在信访室门口排队、在看守所铁窗前隔着玻璃掉眼泪。

    这些事村里人都看在眼里，没人觉得她能把案子翻过来。现在程书记亲自打电话来让去接人，这个消息会在老虎冲传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程立开车出了城。

    副驾驶上搁着两件东西——一件是柳絮寄来的，一套新衣服，深蓝色的夹克，灰衬衫，黑色长裤。

    她说谢小为在里面待了一年多，出来的时候应该穿身新的。

    另一件是程立自己准备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肖大姐这些年在信访室复印的那些材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他觉得她应该留着。

    不是留着当证据，是留着一个交代。以后有人问起来，她可以拿出来，说“这是那些年的”。

    车子沿着山路往老虎冲开。

    一月份的路面比深秋时更难走，前几天落过一场冻雨，路上的煤灰被雨水泡透了，又被来往的车轮碾成一层黑亮的泥浆，车轮碾过去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咕叽声。

    路两边山坡上的野草早就枯透了，灰黄色的茅草茬子密密地铺满坡面，被风吹得倒向一边，像一片凝固了的波浪。

    肖大姐在村口等着。她穿了一件干净的暗红色棉袄，领口竖起来挡住脖子，头发用黑皮筋扎得紧紧的，站在那棵老樟树下。

    老樟树的叶子还是去年冬天的颜色，墨绿色，沉甸甸地垂着，被风吹动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程立把车停下来，她站在原地，没有动。

    程立下了车，走过去。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很快散了。

    “肖大姐，上车吧。”

    肖大姐张了一下嘴，想说什么。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她的眼睛很红——不是哭过之后的那种红，是熬了太久没有睡好的那种，眼角的皮肤皴裂了一块，是冬天常年在户外被冷风吹出来的。然后她转身，上了车。

    上车的时候她的动作很慢，拉开车门的时候手在门把手上按了两秒，像是需要确认那扇门确实是开着的。

    然后她坐进副驾驶，把安全带拉出来，扣好，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再说话。

    一路上她都在看着窗外。车过金竹山的时候，她看了一眼煤矿的方向。

    矿区的烟囱还在冒白烟，烟柱在灰白的天空里几乎看不清楚，只有飘散开的边缘能看出一点轮廓。

    运煤的卡车在路口排成长队，车斗里堆着湿漉漉的煤块，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子。她看了几秒钟就收回了目光。

    她对煤矿没有好感——那些年邓老虎的矿上出了多少事，死了多少人，压了多少案子。

    她儿子也是被邓老虎的儿子害的。现在煤矿还在冒烟，卡车还在运煤，但邓老虎已经不在了。

    出金竹山之后，路变窄了，两边的山也高了起来，山体的阴影落在路面上，寒气从石壁缝隙里渗出来。肖大姐忽然开口：“程书记，我儿子……他会不会不认识我了？”

    程立握着方向盘。这个问题他没法用“不会的”三个字打发掉。

    一个母亲问出这句话，不是因为真的担心儿子不认识她，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一年多对她儿子做了什么。

    她每个月去看他一次，隔着玻璃打电话，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旁边还有看守盯着。

    她只能看到他的脸，看不到他整个人变成了什么样。她知道他在里面瘦了，瘦了多少她不知道。

    她知道他在里面吃了苦，苦到什么程度她不知道。

    “不会的。”他说，“他在里面一直知道你在外面等他。”

    肖大姐没有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