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那我走了。过年的时候，替我跟你妈问个好。”

    谢小为点了点头。程立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走出几步之后，身后传来一声不太响亮但很清晰的话。

    “程书记，我想问您一件事。”

    “你说。”

    “我……还能回去读书吗？”

    这句话问得很轻。轻到像是怕问重了会碎，又像是怕声音大了会把人吓跑。

    一个经历过牢狱的年轻人，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期待，但更多的是害怕——害怕答案不是他想要的。

    程立站着没动，想了几秒。

    他在心里快速过了一遍——中南大学，九四级学生，大二上学期被捕，休学至今。

    学籍应该还在，但超过一年未注册，按校规可能已经被注销了。

    但那个案子是冤案，法院已经改判无罪，按政策可以申请恢复学籍。

    问题是政策是政策，执行是执行，学校那边不一定会主动办。

    “你问过学校没有？”

    “问过。”谢小为的声音更低了一些，“我给系里打过电话，接电话的老师说我的学籍已经被注销了。

    他说按校规，休学超过一年不办理复学手续的，自动注销学籍。”

    “你告诉他你的案子已经翻过来了吗？”

    “说了。他说他做不了主，让我找教务处。”

    程立听出了那个“找教务处”背后的意思——不是让你去，是把你推走。

    一个系里的老师不会为这种事主动去教务处帮你问，他只会说你去找教务处，然后这件事就被搁置了。

    你不去，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个年代的大学，没有微博没有热搜，一个学生被冤枉入狱又翻案出来，学校不会主动帮你解决学籍问题。

    你得自己去跑，自己去找人，自己去证明你值得被重新接纳。而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放弃了。

    程立在官场混过一世，太清楚这种事该怎么处理了。不是学校有多坏，是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已经被注销学籍的学生担责。

    办成了没有功劳，办砸了要背锅。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拖到你自己放弃为止。

    “小为，你把你的材料整理好，判决书、释放证明、学校的学籍证明，都复印一份。明天，我陪你去一趟长沙。”

    “程书记，”谢小为的声音有些哑，“您……您愿意陪我去？”

    “你一个人去，教务处的人不一定当回事。我陪你去，他们至少会坐下来听你说完。

    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大官，一个县级市的政法委书记，在长沙中南大学连个科长都不如。但多一个人站在你旁边，他们就多一份顾忌。”

    谢小为没有再说话。只是传来一声极轻的吸气声，像是一个人在努力把什么东西压下去，但没有完全压住。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亮透，程立开着车出了冷江市区。

    冬天的清晨路上没什么车，路灯还亮着，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投下一团团昏黄的光晕，像是夜还没走干净。

    路面上结了一层薄霜，车轮碾过时发出细碎的声响。

    程立打开收音机，调到省电台。正在播早间新闻，第一条是省里开了经济工作会议，省长强调要深化国企改革。

    第二条是煤炭行业整顿初见成效，全省煤矿安全事故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五。

    他换了台。音乐频道在放一首老歌，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出了城区上了省道之后，路两边的田野在晨雾里若隐若现，灰褐色的土地表面覆着一层白霜，看上去像铺了一层细盐。

    远处的村庄还在沉睡，偶尔有一两扇窗户亮着灯，是早起的人在准备早饭。

    到老虎冲村口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光线从东边漫过来，照在那棵老樟树的枝丫上，把那些在夜里结成的冰凌照得发亮。

    谢小为站在那棵老樟树下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背着那个旧帆布包。

    肖大姐站在他旁边，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袋口扎着，露出里面叠好的衣服的边角。

    蛇皮袋是化肥袋子改的，上面还印着“尿素”两个字。这种袋子在矿区的农村里很常见，装什么都可以。

    这年头蛇皮袋可是好东西，很多地方都能够使用到它，家家户户都会把它收起来，没人会舍得扔。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光。

    程立停下车，摇下车窗。“上车吧。”

    一路上谢小为都没有说话。他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

    九六年的湘中农村，冬日的田野空旷而萧瑟。稻田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稻桩立在干裂的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