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勒罗瓦的早晨没有太阳。让-皮埃尔·杜蒙今年二十六岁，看起来却像是五十岁。

    十年前他还不是这样

    那时他相信比利时是欧洲大陆上最自由、最进步的国家之一，相信努力工作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相信选举权和议会能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他不再相信任何事了。

    让-皮埃尔排在队伍里，和其他人一样低着头，肩膀向前佝偻着，不是因为他驼背，而是因为这样能让身体在清晨的寒风里保存一点热量。

    每个人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短暂停留，然后消失在更大的灰色里。

    “杜蒙。”

    工头站在井口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玻璃窗喊他。让-皮埃尔走了过去。

    小屋里有炉子，煤烧得很旺，工头穿着羊毛大衣，脸颊红润。他面前的桌上摊着本子，手里拿着笔。

    “昨天，巷道东侧第三支道，你那个小组的产量又下降了。”工头头也不抬地说。

    “支道渗水，有塌方风险。我们花了两小时加固……”

    “我不管你们花多少小时加固。”工头终于抬起头，“我只看最后送到地面的煤有多少吨。比定额少了百分之十五。”

    “如果巷道塌了，人死了，产量是零。”

    工头嗤笑一声：“杜蒙，你以为你是工程师？你以为你在议会里演讲？你是个矿工。你的工作是挖煤。如果巷道会塌，那是工程师的事，不是你的事。”

    让-皮埃尔握紧了拳头。

    “这个月工资扣百分之十。”工头低下头继续写，“再有下次，你就别来了。外面想顶替你的人能排到列日去。明白吗？”

    让-皮埃尔没有说话。他转身离开小屋，走向井口，走向升降笼。铁笼的门在他面前哐当关上，然后开始下降，向着地心，向着黑暗，向着比地面上更彻底的寒冷。

    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十年前他会争辩，会抗议，甚至在1910年大罢工时，他会站在队伍最前面，举着牌子，喊着口号。

    那时他相信工会，相信社会党，相信议会里那些穿着体面西装、承诺要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先生们。

    他相信了许多年。

    直到去年冬天。

    升降笼在黑暗中下降了四分钟。对让-皮埃尔来说，这四分钟是每天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地面上是寒冷和绝望，矿井下是黑暗和危险，只有在这下降的途中他能短暂地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看见的是妹妹玛丽的脸。

    玛丽今年十九岁。她原本在沙勒罗瓦一家纺织厂做工，每天十二小时，工资是让-皮埃尔的一半。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工厂先是削减工资，然后裁员。玛丽是第一批被赶出来的。

    “他们说等经济好转就叫我回去。”玛丽当时还笑着说，眼睛里有光，“让，别担心，我能在家里帮忙。妈妈需要人照顾，不是吗？”

    妈妈确实需要人照顾。她有肺病，矿区的女人很多都有肺病，从洗丈夫和儿子沾满煤灰的衣服开始，从呼吸永远混着煤尘的空气开始。

    但家里的帮忙不能让玛丽吃饱，更不能让全家人吃饱。

    让-皮埃尔在矿井工作十四小时，拿回家的钱只够买最便宜的黑面包、土豆，偶尔有一点肥肉。

    父亲十年前死在一次矿难里，尸体都没找全。

    母亲需要吃药，药很贵。弟弟路易在街上游荡，有时能打点零工，更多时候是空手回家。

    然后有一天，玛丽很晚才回来。

    她换了一件裙子，不是她自己的，料子廉价但颜色鲜艳。她嘴唇上涂了口红，很鲜艳的颜色……

    “我找到新工作了。”她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在一家咖啡馆。工资……还不错。”

    让-皮埃尔知道那是什么咖啡馆。沙勒罗瓦东区有的是那种地方，灯光昏暗，女人坐在窗后，等着男人进来，用几个法郎换她们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

    他想说话，想吼，想摔东西。但他看见玛丽裙子袖口露出的手腕，那么细，几乎能看见骨头的形状。他看见炉子上煮着的汤，水里漂着几片菜叶和土豆皮。他听见母亲在隔壁房间的咳嗽声，撕心裂肺。

    他什么也没说。

    那晚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上煤灰染出的污迹。

    他想起十年前自己投出的第一张选票，想起社会党的候选人在广场上演讲，说工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保障，说比利时的未来属于每一个劳动者。

    全是骗子……

    升降笼到底了。

    门打开，黑暗扑面而来，是比地上黑夜更彻底的黑暗，只有矿灯的光束在其中切割出狭窄的通道。

    空气是湿冷的，声音在这里变得沉闷，这里常年只有铁镐敲击岩石的叮当声，运煤车的轮子在轨道上滚动的嘎吱声，还有远